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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很简单：“所有的荣誉都是集体的，大家都付出劳动，报酬理应每人都有。”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也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正如李振声所说，科研人员能获得奖励，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体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但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在奖励个人的同时，已经规定了其中的４５０万元用作科学研究经费，其实就是考虑了集体的贡献。既然这样，就该心安理得地收下国家的这份“心意”，不必急着把奖金全部捐献。否则，获奖者似乎成了奖金的“中转站”，奖金有名无实，国家给予的奖励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堪为世人楷模。这一点，在李振声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按照设奖原则和颁奖目的，个人奖金是完全给予科学家本人的：捐奖诚可贵，不捐亦坦然。有人说：“虽然李院士的行为很朴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动机，难能可贵，然而他不必慷这个慨……国家科技大奖不是道德上的奖掖政策，似乎不宜以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准来处置所获得的奖金，否则就容易使这一政策出现目标偏移的结果。”同样有网友说：“现在科学家李振声把奖金公开捐出去了，的确是科学家李振声的思想高尚，但这样一来，以后获得奖金的科学家怎么办？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

据了解，在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李振声便不同意为自己申请评奖。“我觉得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是集体的成就，所里也一直这样坚持，大家也觉得应该集体参加评奖。”他还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只不过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

对于社会上争论他捐奖一事，李振声说：“我没觉得把奖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没想到会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他之所以把奖金捐出去，首先还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确实来自于集体的艰苦奋斗”，此外“我们都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习惯了俭朴的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条件上的要求。子女们收入也很稳定，有这个条件把奖金捐出来。当初决定把奖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0）

“我的做法不应该成为先例。”他说，获奖者把奖金留下用于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获奖者本身家里就有实际困难，“就更应该把奖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记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得主之一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领奖。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来表达对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数学家的敬佩。而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更是高度评价：“佩雷尔曼来过了，解决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其实，李振声的行为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社会上如何评说他捐奖一事，李振声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榜样。李振声，擎起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高扬的是社会道德的风范，可佩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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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振声同年生人，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山东省淄博市南谢村的戴立业老人，回想起小时候和李振声一块上树掏鸟蛋时的情景，禁不住笑出声来。据戴立业回忆，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村头有一座庙，庙里有棵参天大树，他和李振声常去那里玩，还上树掏鸟蛋。“李振声比较老实，他爬不上树，就站在树下等着，我爬到树上掏了鸟蛋以后，就朝树下大声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树下用破棉袄接着，可是树太高了，鸟蛋落在棉袄里还是碎了，看着破碎的鸟蛋，我们好一阵心疼。”

后来李振声在外上学工作，戴立业也参了军，很少见面，但儿时的友谊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李振声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两人拉拉家常，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李振声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看到乡亲总是热情地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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