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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回忆说：“文学馆和巴老的渊源很深，当初就是他６次写信给中央领导，倡议建立这个文学馆，并且担任了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说，文学馆是巴老的杰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

新中国成立以后，巴金是上海文联主席，老舍是北京文联主席，两个人在全国文化艺术界有很高的威望。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比较好，巴金来北京出席人大或政协会，或者出国在北京中转，老舍都要尽地主之谊，请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和巴金吃饭。舒乙告诉记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老舍先生滔滔不绝地说，而巴老面带微笑地听，只偶尔对答一两句。在其他场合，巴老也同样不爱说话，舒乙笑称巴老是一位很亲切很和蔼的人，但绝不可能靠巴老来活跃气氛。

这时期，舒乙就与巴金有接触。舒乙坚持认为自己与巴老的交往应该从筹办现代文学馆开始算起，而以前只是父辈间的交往。１９８４年，已是林科院高级工程师的舒乙从这个位置上彻底“换岗”，被调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主持筹备建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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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11）

早在１９８１年巴金说过：“建立现代文学馆比我写５本、１０本创作回忆录都重要。”舒乙说：“巴老多次表示，建立现代文学馆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件大事了。”据了解，在文学馆的筹建过程中，巴金给予了全力支持，他捐了大约２５万元的稿费（这在２０年前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了），还亲自从自己３０多架藏书中挑选了７０００多本书，亲自打包，亲自书写地址，分十几次寄给文学馆。不仅自己带头捐钱捐书，巴老还写了几十封信给老友，请大家支持建文学馆。

在１９８５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开馆仪式上，巴金呼吁全国的作家都来关心文学馆这一作家的家。由于原来的文学馆场地有限，９０高龄的巴老又特意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表达了选址兴建现代化新馆的愿望。新馆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设计，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说：“巴老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真正的馆长。文学馆新馆开馆是件大事，但他因年事已高不能前来出席新馆的开馆仪式，这肯定是件遗憾的事情。为此，我们为他专门录制了长达７个小时的文学馆录像片。”

舒乙告诉记者，在巴老心目中，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超乎大家的想象。每次有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巴老，巴老可以不谈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谈文学创作，但必定会谈到文学馆的事儿，每个领导回京后都会来过问一下文学馆这件“巴老嘱托的”事儿，文学馆也因此得到了方方面面领导的关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的一个黄昏，当时在文学馆工作的舒乙到苏联参观学习，去了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当时，舒乙看见牧场上鲜花遍地，白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小花在草丛中迎着夕阳，特别漂亮。他便很随意地摘了几朵野花，夹在了笔记本里。

回国以后，舒乙发现花干了，颜色一点没有变，只是透明、硬挺，像标本一样。于是，他给巴金寄了几朵，写信告诉巴老，这是托尔斯泰庄园牧场草地上的小花，也许你会喜欢。没想到没过几天，巴金回信说：“我连做梦都想那个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些小花寄给我，使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一生没有达到的人生理想就是言行一致，这正好也是我的追求。我始终以托尔斯泰为榜样，虽然这太难了，但我还是要像他学习。像我这样一个老病人，要打起精神来重新生活，继续前进。”

舒乙没有想到几朵小野花，引发了巴金这么深刻的思考。后来，舒乙注意到巴金写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随想录》，在后半部几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自己指出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说真话，但说真话是何其难也。这是巴老高龄以后重要的思想之一。”

逗号，现代文学馆的馆徽，舒乙发现的，确认的，极其微小，大有内涵。不仅是个标点符号，而且是个精神象征：现代才有的，文学意味的，经常运用的，如歌如舞的，预示未来的，展开遐想的，延续不断的……到了舒乙笔下，它变成为特定思想感情的表达，成为没有文字只有那么一个点儿的语言。

中国现代文学馆集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资料研究及文学交流中心的多种功能于一馆，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藏。从文学馆的筹备阶段开始，到１９８５年旧馆开馆，再到１９９９年新馆落成、２０００年新馆开馆，舒乙一直都是这项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为了这座文学宫殿的问世，他茹苦含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