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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长达十二年的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经历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磨难。而在上世纪末，奇迹般出现的一部《杜高档案》，也就成为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了。╋米╋花╋书╋库╋&nbsp；__

在中国，一部这样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流落到了民间，在旧货市场上出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的档案制度是极其严密的，“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所有运动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销毁。没有想到独独留下了我的这部档案，不但没有烧掉，十八年后，居然出现在北京一个著名的旧货市场当作商品出卖。它被年轻学者李辉发现并购得了。这当然是令人震惊的奇迹。这部档案跟随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对于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面对这部带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档案时，我的灵魂的确颤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运动后面的“机密”。专案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批示，“反右”运动中专案组预先设定的批判发言的提示等等，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这些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2004年，李辉先生把档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纸苍凉》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两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

我要坦诚地说，为了这部个人档案的公之于众，我尽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袒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

但我没有想到，已经出版的档案文本还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还遗落了一册劳教时期的档案材料，这一册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在上世纪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带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国内出版的那两本书以后，在2007年春节回国时找到我，给我看了那册档案的目录和部分复印件的。

这册档案里收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1958年4月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机关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二十一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十八份，其他材料十多份。最后一份材料是1969年11月4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写给当地派出所请求劳动的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劳教过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档案》遗落下来的重要一册，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比如1961年4月，我已满劳动教养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给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惩罚，管教干部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有人揭发我骂他们是“沙皇时代的狱卒”。我无权申辩，只得低头认罪，接受惩罚。现在我看到了这份可怕的检举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