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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紧接一百二十回而写的。再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行归锄子撰写的《红楼梦补》，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行花月痴人撰写的《红楼幻梦》两书，都是紧接九十七回林黛玉病逝时而写，自然也是一百二十回的续书。这些续书沿用原作章回小说体裁，另起炉灶，或翻前书旧案，或抒续作者胸襟，情节虽不尽相同，水准也各有高下，但续书的主旨在于“扬黛抑钗”则并无二致。

《林黛玉笔记》是一部以一百二十回本为蓝本而改写的，以林黛玉为第一人称的叙事性文言小说。清末民初，海内文坛盛行这种运用浅近文言，描写爱情故事的小说，以苏曼殊、徐枕亚、李定夷等人为代表，作品哀感顽艳，悱恻缠绵，影响所至，一时蔚然成风。本书作者生当其时，受当代文风影响，又“工愁善病，喜读《红楼梦》”，对林黛玉的遭遇寄予同情，写下这部文言体裁的《林黛玉笔记》，自属意中之事。本书以林黛玉一生事迹为经，由黛玉幼年丧母，寄养贾府时写起，直到她情志不遂，饮恨夭亡时为止；以贾府及大观园诸事为纬，有选择地写入书内。

本书文笔流畅，十万余言一气呵成，叙事井然不紊，抒情写恨尤所擅长。如上所述，本书是依据一百二十回本改写的文言小说，改写不同于直译，要有取舍，原书头绪纷繁，何者宜详，何者宜略，改写时都要成竹在胸，才能心手相应，繁简得当。原书写贾府的兴衰，本书叙黛玉的遭遇，是两者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如原书“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等情节，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本书因其与黛玉事无关，索性不着一字；原书“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描述贾府对丧事的大肆挥霍，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本书仅在黛玉丧父后重入贾府时，由宝玉告以“宁府秦氏之死，殡仪之盛为京都数百年来所未有”，轻轻带过，何等简捷！原书“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洋洋洒洒，详述宝玉随其父贾政及众清客游园，撰拟楹联匾额，展示了大观园的每一处景点，本书于此则借黛玉之口说：“近闻省亲别院工程已竣，早间宝玉同二舅往游，并拟题联语甚多。”可谓惜墨如金。至于描绘黛玉多愁善感，忧思百结，凄楚欲绝之状，催人泪下之笔，触目皆是，就不列举了。

今天出版本书还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不可讳言，目前大多数青年的古文基础较薄，对古文的理解和应用上，都有力不从心之感，近几年许多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古书今译本，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古书今译，对理解古籍有很大帮助，但对古文的应用则裨益不大。本书将《红楼梦》改写为文言小说，正与古书今译相反，是对原书有关林黛玉部分的文言缩写，虽然不是直译，但在叙事和人物对话、心理描写上，与原书对照，都有脉络可寻，是接近意译的。本书行文流利，可读性强，客观上对青年读者理解和应用古文起到辅导作用。

本书版本，据已故朱南铣先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著录有民国七年（1918）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世界书局铅印本，并云1936　年本书与《续红楼梦》合印，改名为《黛玉日记》。

此次出版本书，以民国八年（1919）上海世界书局本为底本进行标点。此本大字铅印，校印较精，封面书名上侧题“喻血轮著，吴醒亚批”，下侧题“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书后版权页有“民国八年二月一日初版，民国十二年六月十日七版”字样，发行及印刷机构均为广文书局。此本似即朱先生著录的民国七年广文书局铅印本，数年间发行达七版之多，可见本书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很畅销。点校时对个别错字予以迳改。所引诗句明显脱漏，参考一百二十回本补齐，如本书所载黛玉的《桃花行》古诗，两句一韵，在“香泉欲蘸胭脂冷”之前，显然漏掉一句，经与一百二十回本核对，补入“侍女金盆进水来”七字，以成全璧，其他字句与一百二十回本不尽一致之处，则各仍其旧，不作校订。

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石继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林黛玉笔记卷上

余生不辰，命途多舛，奇胎坠地，即带愁来，绣阁生涯，强半消磨于茶铛药灶中。迄慈母见背，家境凄凉，余之身世益无聊赖。今忽忽十有一龄矣，疾病忧愁，咸逐年华而俱长，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将与世长辞。夫红颜薄命，千古同然，余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恒多不幸，若就此赍恨永逝，不甚可悲？尝见古之闺阁名媛，于忧伤无告时，恒寄情纸笔，传之后世，虽其身已死，而其名长留，后人见其墨迹泪痕，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