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定风波》(第1/3 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人士子前后出版了五部传记，分别为梁启超之《王安石传》和《李鸿章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及朱东润作的《张居正大传》，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这五本传记的作品，无疑都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今人来看，或许成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和文学成就非凡的苏东坡最富有名气，其他三位皆是位极人臣，也即他们所处时代的政府首席执行官。从政治角度来看，苏东坡的影响力式微可忽略不计，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属王安石，从流传至今人的声誉度来看，号称苏东坡的苏轼可位居榜首，对于士族上层来讲，苏东坡或许几无可取之处，对于中下层而言，则不失为偶像。这五位历史人物，除苏东坡以文人著称外，其它四位则是发挥过政治影响力的，苏东坡本人也并非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他的政治所为仅实施在地方，仅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世纪的文人们著有这五位人物传记，自有它的社会背景和渊源，给古代的政治人物立传无非是为了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对当前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发挥影响力，每当政局处于动荡之时，便会有人习惯性将先贤立为榜样，意指今人应当借鉴，典型的如《王安石传》，梁启超极力为他辩护及称颂革故鼎新的政绩，更为夸张的是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无脑式的赞扬苏轼，爱屋及乌系人之常情，但过于主观性的贬抑他人而抬高所喜爱之人，实非文人风骨之行。

林语堂历时三年写作的《苏东坡传》，虽有片面之处，但他理解的苏东坡的确是位不错的文学家，这部传记的序言曾说到，苏东坡具有乐天派的秉性，是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苏东坡有没有林语堂说的那么好，不得而知，不过从他的多首诗篇可以知道，确有乐天派的秉性，所谓乐天派无非是面对逆境时，能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倘若说乐天派指每逢事情不烦恼无忧虑，则不足以信，更多的是指在烦恼忧虑过后，积极寻找度过难关的办法和秉持豁达的心态，人有七情六欲，再乐天派也得有负能量之时，悲观主义者也有正能量爆棚的时候。从儒家和道家的核心思想来区分，林语堂被视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本人也曾在英文著作《吾国吾民》中提到，国人发皇时的心态倾向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势弱时则是独善其身的道家态度，足见林语堂未能发皇，他所偏爱的苏东坡亦是如此。

在仕途上未能发皇的苏东坡，今人所知他的政绩，一般会提及他在杭州疏浚西湖之事，并以苏堤留名于今，不过这些政绩放置国家层面则是无足挂齿，因为他未能攀登庙堂高位创造政绩。传说宋仁宗时期，皇帝对苏轼及弟苏辙的文采颇为赞赏，并称为子孙谋的宰相之才，这无疑是喜欢苏东坡之人杜撰的，首先文笔才华与治国理政才能并无关联，再者宋仁宗自己的事都很多无法掌控，更遑论预知身后事，退一步说，科举进士绝对都是文学水准很高的人才，宋仁宗岂能就偏偏只识得苏轼之才。苏轼的履历告诉我们，苏轼并不具备宰相之才，文学之才倒是享誉至今，诗词歌赋和书画文章的确是能手，或许自古才命两相妨，文学才能过于耀眼的他，在政治上的命途并非特别好，有过牢狱之灾和贬谪到最南方的经历，在宋朝优待士大夫的背景下，经历牢狱之灾和贬谪至落后的南海也算是一种屈辱。

有人做过统计，苏轼大致有两次影响较大的贬谪经历和一次自请出朝的经历，当然有人将自请出朝的经历也视为贬谪，为官四十载，三次逆境经历大约十来年，这十来年中，是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其中被贬黄州时尤盛。苏轼被贬黄州的缘由，政治缘由说是反对朝廷推行的新法，导火索是他的诗歌文章，从维护苏轼名誉的角度上讲，则是遭受敌人的诋毁污蔑，鉴于苏轼的才气名誉，世人也习惯性的接受这些说法。不管怎么讲，苍蝇不叮无缝蛋，苏轼必定是有大错特错在先，不然不至于被关押至乌台，其本质是恃才傲物的苏轼，对朝廷的新法政策有意见有想法，固然不足以成为他被押往京城调查及被贬的缘由，但是通过诗词歌赋公开评论对新法的不满或者说发牢骚，这便是苏轼的不对了。受乌台诗案牵连的人有几十人之多，苏轼虽是诗案的主要人物，但是“定罪”并不是最重，名叫王巩的朋友被贬谪至当时荒僻的岭南，名叫王诜的驸马都尉（当时皇帝宋神宗的姐夫或妹夫）被削去爵位。

乌台诗案后，苏轼在黄州担任无权执掌的团练副使，虽无权但官员的身份待遇仍在，吃喝玩乐应该是不需愁的，毕竟在此期间，苏轼还和友人同游一百多公里外的庐山，留下哲理诗名作《题西林壁》。然而，乌台诗案被罚最严重的王巩（王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