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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有关通告的精神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当地农村工作面对的实际问题：“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田没有分定。信中说：“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⑦这样，又纠正了井冈山以来《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探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⑧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泽东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实际事实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到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集中群众智慧又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来指导工作，而不是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第二手材料，轻率地决定政策。这种科学的工作方法，自觉地贯穿在他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并用以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这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离开这一点，便谈不上真正理解毛泽东。

①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泽东复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④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页。

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页。

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页。

⑦　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⑧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1931年4月2日。

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并召开南阳会议的时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错误，同两年多前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混战大规模爆发、革命运动又明显走向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险行动。

李立三起草的决议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从“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出发，特别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