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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清晰:“我有空的,能开会的”,出来当代表。但就是这件事,为水后来被停止工作埋下了伏笔——后来,他这一举动被认为别有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
居委会
1951年4月20日,上海市召开街道里弄代表会,民政局长曹漫之提出要加强里弄组织,将原有的人民冬防服务队改组为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会议最终确立以工人住宅区梅芳里为试点,摸索建立居民委员会的经验。
一个月后,梅芳里38 条里弄推选代表53 人,选出委员15 人组成居民委员会,设总务、福利、安全、卫生、文娱五个组。6 月8 日,正式挂牌成立梅芳里居民委员会。
而这一年冬天,鼎宁、瑞清里居民委员会筹备会,也在水大博的主持下成立。由屋代表提名101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三次选票,产生委员17人。水大博并非不懂“政策”。在居委会选举中,“了解政府的政策是要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因此“大家商量推出了曹镜坤”,水大博只任副主任。17名委员中,职工成份4人,失业工人3人,学生1人,小贩1人,洋行买办1人,家庭妇女6人,评弹1人。
至1952 年底,上海市共建立居委会3891 个,委员49854 人,涵容人口421 余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5%,全市街道里弄的90% 。其中以居民代表会议组织形式,建立居委会的有34 个,其他的都是从冬防队转变而来。
水大博当选副主任没多久,矛盾就出现了。直接原因是,“符合政府要求的可以称为合格的积极分子”不出来工作,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水为首的冬防队人员”。调查报告称,“水通过拉拢落后分子把持居委会”,导致一些人认为“居委会离了水大博不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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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水大博的确有权威。工人出身的王云轩等两个积极分子,力图取代水,但没有威信,一说话“大家就吵”;而水大博“一句话,大家就寂静”。
这一权威显然是民间性的,而水大博还主动有意寻求这种民间认同基础,他“迎合落后分子的胃口,时常说自己是自愿出来为居民服务,不去联络上级的。说人家(其他干部)要出风头,有事无事到办事处、派出所去”,因而很多居民都拥护他。
这样一来,区政府对这个居委会深感不安,所以并“不批准这一组织,布置里弄工作是通过积极分子王云轩进行”。然而,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王在群众中没有名义,威信无法建立,工作是有一定困难。”因此,最后“不得不仍通过水等去工作”。
另一个让区政府不安的信息是,水大博不仅不支持王云轩,而且与原负责民警孙某拉拉扯扯,当孙在“三反”运动中被批斗时,水主持大会,“公开暗示群众‘大家要公正讲话,不要打落水狗’”。
1951 年4月,曹漫之在《街道里弄组织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说:“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己的福利组织不是行政机构,不能担负行政任务行使行政权力”,稍后的一份文件中也强调,“街道里弄居民的组织性质,应该是群众性的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
但考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可以发现解放初期,居委会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其中政府事务占了大头。以1952 年对久安里的调查为例,两大方面工作中,“运动占80%,日常工作占20% ”,前者包括1950 年防轰炸搞防空, 1951 年抗美援朝捐献,制定爱国公约,五一大*,国庆庆祝活动;1952 年三反、五反,爱国卫生,改造旧警察,禁烟禁赌,司法改革,劳动就业登记。日常工作则包括福利、优抚烈军属、文教、卫生、调解与治安几大类。
与繁重的政府事务相应,居委会的实际权力增大,问题也接续出现了。
整顿,再整顿
“毛泽东同志,你是我们全国最伟大的领袖,所顾到的事情很多,但我们身居在上海的小市民,所感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上级所不知道的……”这是1951年12月9日,上海市民李某写给毛主席的信。反映的是部分市民对居委会工作的不满,居委会虽然只是“居民居住生活福利安全自治组织”,但权力太大,比如可以强迫派岗,或者利用特权“请人代值”。
上海民政局根据此信进行了专门调查,在给市政府的报告中,承认李某反映的情况的确存在,甚至更为严重。民政局认为,原因是由于居委会由冬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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