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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材料，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够生动，所以要她们自己来讲。……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为了提高阶级认识，教养所还组织观影。俞欣芝对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电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上海导演陈西禾闻讯后，赴京深入采访收集素材，并很快写出了剧本。拍摄中他大胆起用业余演员，从翻身*中挑选老鸨等人的扮演者。电影的情节是，北平近郊农村姑娘大香因家贫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进城借住于舅妈家，以替人缝洗衣服度日，并得邻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两人渐生恋情。舅妈为贪钱财，勾结流氓马三，把大香骗卖到崔氏夫妇开设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后，马三和崔氏夫妇等人被人民政府惩办。大香等姐妹们终于站了起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想看书来

旧上海　新上海（11）

学政策时，管理干部再三讲外面传的“送东北开山”是谣言，“政府是要改造我们成新人，先进来的姐妹也现身说法”。病基本好了之后，俞欣芝“开始朝正道上奔了”。劳教所组织她们学文化，同时参加劳动，学机器织袜子。

管理干部的一个绝招，是让早进来的*对后来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压力，又同时给早进来的一个机会，展示她们被改造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约和激励。

虽然*们不能随意离开这个大院，但她们被允许定期与家属见面。后来管理所出台了请假制度。杨洁曾回忆说，“请假是由姐妹小组评审通过让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请家里和周围的群众也做好工作，帮我们考察。”正如学者贺萧所言，这样一种制度，依靠的是在国家权威下城市各个阶层被动员起来形成的力量。

“其实，我这样的算是好改造的，毕竟是苦出身。把窗户纸捅破了，好坏事、好坏人分得清。麻烦的是那些交际花，她们说是‘卖笑不卖身’，其实是假话，骗鬼！她们脑袋里花花事多，人也邪。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可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远呢。”俞也承认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杨所长，“事实最后证明她比我们强一百倍”。

贺宛男也回忆说，“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跟妈妈去过几次教养所，发现这些女人一点一点地在变。她们不再疯疯癫癫地大谈男人，而是满头大汗地织袜、摇毛巾，休息下来，便唱歌，读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捧着一张报纸大哭起来，原来报纸上刊登着记者采访她转变经过的报道，后来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着报纸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教养所，和她夫妻相会了。”

释放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而第三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无家可归，*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杨洁曾回忆说。1956年，俞欣芝离开教养所，被劳动局安排到服装厂。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里，新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群众积极参与的监督网，与国家权力相连，使得*和老鸨无处安身，更别说重操旧业。

而那些被改造过的*，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我们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更多的*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则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三轮车工人。俞回忆，“介绍人曾和他讲过我的事，他同意先见见我再说。我这个人是很直的，头一次见面我就说：我旧社会是‘万*’，让政府教育好了；可是总有污点，对不起你。这种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