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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今井武夫*》，第160页。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今井武夫*》，第151页。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第300－301页。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40页。

（四）据《今井武夫*》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

【五】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等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说来，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取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都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都是赝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都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地继续维持着和日方的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附记

本文写作，承臧运祜副教授代为收集、复印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资料，承台北王正华教授代为校核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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