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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实验中，　要求参加者描述四段不同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是由参加者的一个亲人当着他的面讲给研究者的。其中三段是真实的而且是由这位亲人所参与的，第四段关于参加者约5岁时丢失在购物中心的经历是未曾发生的，但由亲人做证其真实性。结果，在后续会谈中，参加者记得大部分发生过的事，但也足足有25％的人鲜明地记得在购物中心跑丢了，还号啕大哭起来，最终被一位老太太发现了。25％的参加者记得一个并未曾发生的创伤性事件。公平地说，参加者对于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能记得更多细节，并且记忆更清晰。尽管如此，许多人记得那些虚构的错误记忆，就好像他们曾亲身经历过一样。

2。二战伤疤：被压抑的记忆

在洛夫特斯开展研究的那个年代，很多治疗师认为记忆可以在压抑多年以后恢复，这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相信它是对的。受到压抑的记忆是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过程本质的理论核心，从他的时代起没有人怀疑过它们存在的真实性。随着错误记忆导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记忆压抑理论的拥护者，比如那些投身于“记忆恢复项目”中的人们，开始收集证据来证明那些受压抑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可以恢复的。研究者们甚至在大脑记忆压抑的系统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记忆中有关从前的信息一直在那里。

众所周知，几个世纪以来，经常有老兵们忘记了给自己造成巨大创伤的战役。现在伊拉克战场上的老兵正在遭受的就是那种遗忘创伤的综合症，［ＷＷＷ。ＷΓsＨＵ。ＣＯＭ］它在美国内战中被称做怀乡病，在一战中被称做炮弹休克，在二战中被称做战争神经症，现在则被称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在最成功的记忆恢复研究中，通过医疗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的档案，确定了129名儿童时期受过性虐待的妇女。在采访一组平均在17年前受到性虐待的人当中，38％的人没能恢复曾受到虐待的记忆。这种方法主要依靠档案确认那些已知的受过性虐待的妇女，然后询问她们是否记得这些事。还有研究者采取相反的方法。心理学家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和其他研究者鉴定那些还没有恢复关于童年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的妇女，然后找出了确凿的虐待证据。迄今为止，“记忆恢复项目”的研究者已经整理了100多份关于记忆在多年后从自我意识压抑中复苏的案例。

3。没有真相：让人受伤的记忆

20世纪90年代，有关记忆真实性的讨论从心理学界发展到传媒界。就在有些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正忙于恢复病人的童年期遭虐待和受创伤的记忆的同时，洛夫特斯和其他人却在论证错误记忆的导入。那些恢复了记忆的病人和引导这种恢复的治疗师相信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恢复的记忆是被愚蠢的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们导入的。不久，这场“讨论”逐步升级为激烈的“战争”，参战双方的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们互相指责对方对数据资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像《勇于治疗》（The　Courage　to　Heal）这类的畅销书鼓励读者去唤醒沉睡的关于儿时性虐待的记忆。这些书（错误地）认为与这种记忆相关的情绪越强烈，这种记忆越可能确实存在着。被指控有这些犯罪行为的亲属非常震惊，一旦被公之于众，他们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参战的一方，即记忆恢复治疗的拥护者们认定人们恢复的记忆是真实可靠的，可以用做法庭上的证据。在一个经典的案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商人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被指控在20年前谋杀了他女儿的朋友，指控大部分基于他女儿关于谋杀和乱伦的记忆。他的女儿艾琳在谋杀案发生时仅有8岁，她声称关于这段谋杀案和虐待的记忆在她内心深处埋藏了20多年。她声称在她女儿长到和她被杀的朋友差不多年龄时，她突然恢复了那段记忆，是她女儿帮助她想起了她自己童年时的伙伴。富兰克林在监狱中度过了6个年头，最终他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事业被彻底毁了。

参战的另一方，就是被成年后的孩子控告有童年性虐待的家庭成员，建立了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他们强烈抗议，并认为恢复的记忆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导入的。和那些恢复了错误记忆的人一样，被控虐待的家人感到痛苦和羞耻。想象这是一封你孩子的来信：

爸爸妈妈：

嗨！想象我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问候！我最近一直很忙，我忘记了向你们表达我有多么爱你们，你们俩为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