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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提供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