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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