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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到大门处，车已经开了好几十米，我抱着兴邦奋起直追，边追边喊：“停车，停车啊，善渊。”心里悲愤不已，他居然连道别的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就这样走了。

车子越开越快，我已拼尽全力奔跑，可距离还是越拉越大，我心急如焚，一个踉跄，母子两人扑倒在地，兴邦痛得大哭，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想爬起来再追，脚却像灌了铅，不听使唤。

远处的车见我们摔倒，立即停了，我用力喊着：“不要走，善渊，不要走。”兴邦也哭喊着：“爸爸，爸爸……”

我把兴邦紧抱在怀中，泪水泉涌而出，可善渊并没有下车，很快，那辆车又开始前行，我的思绪已经崩溃，用嘶哑的声音再次大喊道：“善渊，不要丢下我们，带我们一起走，求求你了，求求你！”我的哀求飘荡在天地间，无人回应，只有风在耳畔呜呜地吹。

小车再也没有停下来，很快就消失不见，空空的马路上少数几个行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坐在马路中间痛哭的女人和孩子。

路两边的梧桐树随着风沙沙作响，似在替我们吹着离别的笙箫。

我搂着兴邦，在路边坐了好｛炫&书&网久好｛炫&书&网久，还是小贤出来找到我，才把一瘸一拐的我们扶回家。

回到周公馆，我渐渐冷静下来，让小贤先替兴邦处理了伤口，然后哄着兴邦入睡。躺到床上，他泪眼汪汪地问我：“妈妈，爸爸去哪儿了？他不要我们了吗？”看着他哭得肿肿的眼睛，长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压下自己的哭意，道：“爸爸会回来的，过段时间就会回来。”

小孩子就是好哄，他信了，马上破涕为笑，在我的轻轻哼唱中进入梦乡。

兴邦可以哄，那我呢？我终究哄不了自己，心里十分不踏实，夜不成寐，第二日就给爱德华摇了电话，托他留意善渊在那边的一举一动。还好爱德华告诉我，善渊的确回了上海，但情况很不好，眼下日本国内国外都乱成一团，他们已是穷途末路，但仍然执迷不悟，还在疯狂地筹谋反击。

他和善渊如今是敌对的立场，可言谈间不无对善渊的扼腕叹息，我挂了电话，打消去上海找他的念头，默默跟自己说，还有两个月，再坚持两个月，这场战争就彻底结束了，那时善渊就会履行他对我的承诺，他现在只是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接受这个结果，我深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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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政府予以拒绝，并先后三次扩军动员，准备进行本土决战，狂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　同时，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全力反攻，一一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同年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８月８日，苏联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告苏联参加《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锤音已定，我还在忐忑等着。听爱德华说，自无条件投降后，许多战犯被关押在中国各省的战犯管理所中，而善渊和他父亲属于罪行十分严重的那一类，已经被押送回日本，等候他们的将是全人类的审判。

果不其然，我早已预感他没那么容易抽身，可我还是相信他，相信他会有法子回来的，因为他从未对我食言过，哪怕是上次的不告而别，虽然多等了一年，可他毕竟还是回来了，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

等待的日子里，我习惯在寂静的夜里失眠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想他洁白的衣衫　；习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　，抱着我们的相片　，迎接黎明；习惯心里的疼痛　，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习惯一个人坐在爱情的井里观天　，念着关于他的诗篇　。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又销魂；新啼痕间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

或许是思念过度了，有时候觉得人昏昏沉沉，头重脚轻，隐隐还伴着莫名的头疼。

兴邦起先还经常问起：“爸爸怎么还没回来？”，他一问，我就湿着眼睛，望向大门口发呆，渐渐地，他也懂事地不问了。

战后中国满目苍夷，人民生活依旧困苦，时常有无家可归的孤儿在街上流浪，我让下人把周公馆前面的大房子整理好后空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