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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学任职，而郭嘉则是在许昌的许学任职，都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

虽然祭酒与博士的俸禄并不高，不过是千石（90斛）与六百石（70斛），轮俸禄只能算是中层的官员，但是其地位却非同小可。尤其是祭酒，即便谈不上天下万万儒士的领袖。那也绝对堪称当代儒家活生生的旗帜。毫不夸张地说，顶着一个祭酒的官名。比顶着再多的大儒、硕儒名号都要管用。

要知道，雒阳太学可是被誉为能与孔子授业之地“洙泗”相媲美，在当代儒生心中的影响难以磨灭。

曹操在雒阳也是名人，虽然有些人会诟病他乃宦门之后，但不可否认他祖父曹腾可不似十常侍那一流。只能说，似十常侍一流几乎葬送了当代汉人对宦官的评价，使得大部分世人一提起宦党便大摇其头，或愤慨或鄙夷，尤其是无知的百姓，他们更不会明白原来宦官中也有曹腾、吕强那样的贤士。这才是后来曹操自立门户初期时举足维艰的原因。

凭着曹操的引荐，张煌顺利进入了太学。

走过那青石广场的拱门，迎面便是一堵门墙，墙上刻着一个巨大的“儒”字，龙飞凤舞，笔力遒劲。而在这个大字的下方，则雕刻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儒家名言。

自孔子将儒生的出路定义为做官以后，“学仕”这句话在儒生们心中的分量已经超过“学而时习之”、“君子学以致其道”等诸多教人向学的经典言论，已堪称能与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儒学核心思想列在同一高度，成为当代儒士向学的目标与戒律指引。

这个时期儒学所提出的“学仕”比先秦有了巨大的改变，它已明确告诉儒学子弟，“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官”，并且，在你“学”的同时感觉有余力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官，即学而优则仕。【优：盈余。】

“做官”时候感觉仍有余力，那么你就继续向学，即仕而优则学。

而在做官的同时继续向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更好的做官！

而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即“学无止境”。

孔子的做官理论给了儒学与天下众多儒生一条明路，一条坦阔大道，同时也为儒学成为王教、国学首选奠定了基础，奠定了儒士做官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这个千年不变的现象级改变。

四百年大汉、九百年儒学，这句话可不是开玩笑的，毫不夸张地说，有了孔子的指引，即便汉朝有朝一日覆灭了，儒学还是依旧可以传承下去，亦会有众多的儒生陆续作为辅佐当代明君的辅臣，这是其余诸子百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领着张煌踏足了太学这座儒家堪称圣殿的地方。曹操也并没有跟张煌商讨什么实际的问题，他只是让张煌在这里混个脸熟罢了，四周自有一些儒生会向曹操背后的势力报告张煌代表何进大将军出现的这桩事。

事到如今，张煌显然也已经猜到曹操背后的势力了，那可不止是文官集团那么简单。站在曹操背后的是儒家，是囊括整个朝廷内文官的儒家。不可否认文官中或许也有不支持儒家跟何进大将军合作的人，但即便如此，持支持态度的势力，依旧占绝对多数。

“折巾仕。”

曹操低声向张煌说出了当代儒家真正的掌舵人。准确地说那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众体。

折巾仕这个称呼。出自“林宗折巾”这个典故。

林宗，即郭林宗，即早已逝世近二十年的名仕郭泰、郭林宗，此人非但与许邵并称“许郭”，更有后人将他与另外两位不同朝代的贤仕并称为“介休三贤”。这两人分别是春秋时晋国贤臣隐士介子推（火烧绵山、寒食节的由来），与北宋名相文彦博。

郭泰又与李膺交好，二人互为知己，而李膺是当时太学生的领袖。总而言之，当时这群儒士比朋为友，在朝野同进同退，打算联合起来用言论打压宦党，结果因为当时的皇帝桓帝偏信宦党而遭到迫害。

但是因为当时李膺掌握着不少宦党亲族的犯罪证据。因此宦党并不敢鱼死网破，在逼李膺退隐后，又杀害了太学中一些带头的儒生。这桩事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即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到桓帝驾崩、天子刘宏掌政，儒学当时的领袖陈藩担任太尉，与大将军窦武合谋诛杀宦党，可惜失败，致使第二次党锢爆发。

这场儒生们失败的反击，终于引起了宦党的恐惧与怒火。于是在第二次党锢事件中，大批的儒士遭到迫害。有的下狱监老死、有的被拷打致死、其余参与者“终生不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