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1/4 页)

洋药税，便是鸦片税！

众所周知，清朝与英国的两次战争，都是因鸦片而起。中国近代屈辱惨痛的历史，也是从鸦片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合法化了，来自鸦片的税收也相应出现并增加了，事实上，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的依赖性如同那些上了瘾的瘾君子一样，越来越大。在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国内便有人提倡以土抵洋，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罂粟，与英国实行“鸦片战”。因而使“土药”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大，到现在为止，“土药”总产量已经超过进口的“洋药”数量，这样当然也导致了中国国内吸食鸦片者的人数剧烈增长。

尽管如此，鸦片给清朝政府带来的好处也是一目了然的。进口的“洋药”，每年的税厘收入大约有600万两银子，国产的“土药”的种种税捐，大概在2000余万两之上。这样巨大的收益，使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痛下决心割弃它。就在今年，左宗棠便提出鸦片加税，他的意思是想要通过加税抑制需要而达到禁烟目的，是“寓禁于征”，但在讨论过程中，官府注重的却是筹款，而不是抑制需求。有人上疏朝廷请求禁烟，但各地地方大员却坚决反对，称此类建议万不能行。有人甚至举出了广东的例子，称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哪有禁烟之后还收税厘的道理。这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即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结果禁烟的提议便就此不了了之。

由于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越来重。尽管禁绝鸦片的呼声始终不绝，但清朝政府每到财政捉襟见肘时，便会想起这鸦片税来。在实行土膏统捐的时候，一些地方大员还想到了鸦片专卖，就是说，要像食盐一样由国家垄断鸦片，垄断价格，实行专卖，为此清廷还派人到印度等地考察鸦片专卖制度和效果。一向强烈批评英国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对于鸦片专卖提出了建议，认为实行专卖的目的应在于控制而不是敛财；应该制定三年鸦片渐禁政策，三年后禁绝，等等。一些人计算后认为，仅仅进口的洋药，专卖收益每年就可达3000万两。土药产量十几倍于洋药，专卖利益更是不可限量。法国人就曾经希望包办中国鸦片专卖，代价是2000万两；德国人也曾打过承包鸦片专卖的主意。清朝地方政府对于专卖热情有加，但最终因为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未能实行。但由此也能见到，清朝政府对于鸦片税的依赖可见一斑。

熟知历史的林义哲知道，清朝岁入最重要的是地租、盐税、厘金、海关税、内地关税、鸦片税六种。各省情况大同小异，哪怕是由他来当闽浙总督，如果想要解决船政的经费困难，前五项也基本没有考虑的空间，只有鸦片税还有潜力可挖。因此对于现在的闽浙总督英桂和福建巡抚卞宝第来说，增加土药税成为解决船政财务危机的不二之选。

而对沈葆桢来说，这样的结果，是让他难以接受的。

“当年林文忠公虎门销烟，为的是我大清万民，不再受那鸦片的毒害，哪知今日竟然沦落到了要抽鸦片之税养船的地步，九泉之下，叫我有何脸面去见林文忠公啊！”沈葆桢喃喃地说着，流下泪来。

“大人万万不可做如此想。”夏献纶摇了摇头，说道，“洋药税开征已非一日，此事又非大人之过，亦非林文忠公之过，是非功过，千载之后亦难有定论，大人万不可以此自责，以至于误了大事。”

“是啊！大人，不管其是否为船政所用，洋药税都在那里啊！”吴大廷也劝道，“此是权宜之计，等到将来有了固定饷源，再停用也不迟啊！”

“先以洋药税济以缓急，也未尝不可。”吴仲翔看到沈葆桢还是不说话，便也劝说起来，“若是不用的话，闽省再无别税可抽，船政恐怕也就此荒废，我等数年心血，化为乌有，那时恐悔之无及矣。”

听到吴仲翔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沈葆桢沉默许久，仍是没有说话。

“这件事，沈大人为难，我去和英大人卞大人说好了。”吴大廷见状说道。

当日，船政提调吴大廷与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经反复协商，决定从福建省的财政收入中筹措船政经费，定从鸦片税中提取三成，作为养船经费。

依靠这笔收入维持，“万年清”以及船政后续建造的几艘军舰，均将留归船政差遣，沈葆桢后来还上奏朝廷，建议将这些舰船编练成舰队加以训练，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船政轮船统领，即船政舰队统领。

但林义哲明白，这鸦片税，对于船政来说，也不是长久之计，将来随着自造舰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