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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案”的关键人,所以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你是否可以留在这里几天,让我们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再回去?”
我吃惊地盯着他,以我对法律的理解,一时之间竟然无从开口。李科长大概看出来了,随即给我解释:“这和拘留不同,只是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希望你留在这里配合我们破案。我们搜索了死者的所有遗物,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她有第二个亲人。我想,你也一定想尽快找到凶手吧?!你留在这里期间,一切伙食费用由我们出。虽然你住在拘留所里,但是你的房间将不上锁,我们也会给看守解释,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不过我们希望你明白,如果死者是被杀的,那你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也是我们目前破案的唯一线索。所以,如果你真要走,我们得找人24小时监视你。你看,我们的警力和经费都有限,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你是否该为我们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做点力所能及的小贡献呢。”
我听得目瞪口呆,自己竟然要用这种方式为社会治安作贡献。不过我想起刚刚看到的一则报导,每年全国都有五百多位公安干警以身殉职,而其中超过半数是因为疲劳过度致死。我知道有少数公干确实是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公安战士都是尽职尽责。我点点头。
张科长感激地微笑一下, 赶紧说:“如果你同意,那我们可以签一个字画一个押。”
“我需要律师吗?”我看着他们问。
“什么话,我们没有拘留你,你要律师干吗?再说,你不是说自己没有犯罪杀人吗?那要律师干什么?”
我想他们虽然满脸客气,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话,他们无法拦下我,但是他们会很快搞到拘留证,那时一切客气就没有了,搞不好我的档案上还会留下刑事拘留的记录。虽然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在哪里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这里配合公安几天也好。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配合,他们放下心来的样子。
“我想,杨先生,你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到你家一趟 ,帮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况我们的警车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我理解他们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规起来了,要搞一张“搜查令”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手续,所以他们借帮我拿衣服的机会可以到我房间里观察一圈。除开两三盘香港黄色录像带之外,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们搜就是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个星期后,当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离开时,两位科长已经搜集到据说是足够的证据正式拘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呆在那间拘留所的单间里,只是这次单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牢牢地锁上了。
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过得和在我那间租来的小房间里没有多大区别。由于儿蓉的尸体解剖需要排队,他们在没有取得他杀证据前也无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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