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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如果此时推御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品格，使他认识到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呵。但此刻要说是中央研究批准的，那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康生写信，用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

可是张闻天万万想不到的是现在想要翻此旧案为己所用的正是康生。信当然没有回音。张闻天又写了两封信，也如泥沉大海。见红卫兵催得急，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答复红卫兵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强调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张闻天以为对付过去了，但没想到1968年4、5月间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经济所审讯他时，严厉地训斥他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当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们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恼羞成怒的康生，过了几天就把张闻天隔离监禁起来了。

康生见不得手又转向安子文，以为这是个薄弱环节。他特地交待专案人员；“要善于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阶下囚，这是两张王牌，只要这个人患得患失、食生怕死，这两张王牌，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没想到的是，这安子文也是块硬骨头，他没好气地对专案人员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没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

给果等待他的当然还是监禁。后来又审过几次，安子文还是坚持原来的态度，并严肃地说：“以后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立不了这个功。”

康生连碰钉子后又转变策略，搞双保险。他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为由，要求另外再追查1927年“叛变”证据。为了找罪证，康生指使专案组把“六十一人集团案”的孟用潜，和1927年在刘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党群抓来审讯，两条线同时进行。专案组日夜围攻，轮番轰炸，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车轮战术，两人顶不住了，写下了违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后，两人又写了声明，说那是假的，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么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够了，想再收回去，谈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时，对王光美也不放过。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窍生烟，她这第一夫人都没有资格出国过，因此心里早已埋下了对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于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从中来。

“定叛徒不行，她没有进过监狱。”康生说。

江青说：“再想一想，反正得给她找个罪名。”

康生头脑一转，马上就说：“定特务。她在国统区，进过国民党的大学。完全可能是特务。”

江青醒悟似的说：“对、对，就定个特务，他们夫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真是太好了，他们是逃脱不了了”。

康生然后派人四处去找材料，但还是一无所获。康生显得很丧气的样子。

江青蛮横地说：“没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写个报告给中央。王光美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反革命。”

于是，康生炮制的罪名出笼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把这些罪名挂他们的勃子上。不仅如此，刘少奇还遭拳打脚踢，以至脸青皮肿，腰被打得直不起来，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行走。可是，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康生一伙炮制的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