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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总有其两重性，象焦芳这样无耻的小人，注定具有媚上欺下的两副嘴脸，对其主子，不惜奴颜婢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甘当鹰犬；对于异己，则百般排挤，动辄侮辱，大发淫威，甚至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焦芳初任吏部侍郎时，吏部尚书是老臣马文升，对于这位正直无私的顶头上司，焦芳根本不放在眼里，而是千方百计要取而代之，明着，焦芳发泼撒野，动不动恶语相加，破口大骂；暗着，他勾结言官，肆意诬陷马文升。对马文升这样的老臣尚且如此，对其他人更是不在话下。

刘健，谢迁等人被迫辞官回籍后，焦芳还不解气，他与刘瑾合谋进一步迫害刘健、谢迁、韩文。将他们打成“奸党”，削去一切诰封，追夺所赐玉带服物，甚至多次借故杀害他们。幸亏有李东阳等人暗中周旋，使他们免遭毒手，保全了性命。

兵部尚书刘大夏，因揭露阉党刘宇的劣迹而触犯了焦芳，焦芳便怀恨在心，怂恿刘瑾抄没刘大夏私产，将刘大夏捕拿下狱。后由于群臣力争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认为历史是一，才免去刘大夏死罪，发配到广西戍边。焦芳却说广西与刘大夏家乡太近了，又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贬戍肃州（今甘肃酒泉）。

焦芳简直是丧心病狂

睚眦必报的焦芳

皇上登基尹始，总要大赦天下、广选人才。大赦天下，以显示新君的宽厚仁慈，表示以“德”治国的决他广选人才，以标榜新君的求贤若渴，选贤任能的博大志向和胸怀。武宗即位时虽然只有十五岁，但也依照先人的做法，颁布了“举怀才抱德之士”的诏书，谕示天下．各地方官员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上书举荐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江西一地，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及上虞人徐文彪以德才出众被举荐为官。有司考核后同意起用，并上报给内阁，由大学士刘健草拟奏疏上呈皇帝。

当时的翰林学士、支部尚书焦芳听说几个余姚人受到举荐，极为恼怒。焦芳自从阿谀依附刘瑾以后，与之相互勾结朋比为奸，玩弄权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焦芳的党同伐异发展到了大搞地方宗派的地步。本来，在封建社会中，朝廷大臣热衷于拉帮结伙、亲同疏异、拉山头、结团伙，属于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焦芳的地方宗派却与众不同，他排挤南人，举用北人，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当初，焦芳进入翰林院时，大学士彭华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后来，有人又阻止提升他为翰林学士，他又猜疑是彭华从中作梗，故意跟他过不去；焦芳因尹是父子被驱逐出翰林院，也与彭华有关。通过这几件事，焦芳对彭华简直恨之入骨。还有谢迁，在翰林院时常常弹压焦芳，处处限制他，焦芳要求复入翰林院，谢迁与刘健又极力阻止过。所以，焦芳对谢迁也刻骨仇恨．焦芳出于私怨深恨彭华和谢迁二人，因为他们是江西余姚人，所以，焦芳对江西人，尤其是对余姚人，甚至南人都一概仇视，一概排斥，不仅限于他势力范围内，而且还借刘道之势排斥南人、江西人。他时常对刘瑾说：“宋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南人不可为相’，南人心胸狭隘、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还特制了一张“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了刘瑾。在焦芳的影响下，刘瑾也开始对南人有了偏见，不喜欢南人了。

此时，焦芳见又有一些余姚人受到举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进行阻止。他找到刘瑾，怂恿刘道出面干涉。刘瑾上疏弹劾刘健，并连带上谢迁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非“万世之至论”，反对以，诬以“徇私援引”的罪名，又摆出司礼监大太监的“款”，扬言要将刘健、谢迁逮捕抄家，把周礼等人打入诏狱。李东阳认为罪名纯属莫须有，不能无缘无故处治朝臣，从中极力劝解，而焦芳却在旁边急切地调唆，恶狠狠地说：“纵然从轻处治，也该将他们除名”。结果，刘健、谢迁被罢黜为民，周礼、徐子元等人被发配戍边。本是一件利国利政的大好事，到了刘瑾、焦芳手中，便成了他们玩弄权术、铲除异己的阴谋手段。

此事过后，为了从根本上限制南人，防止南人占据重要职位，刘瑾、焦芳私自规定，两广、南直隶、浙江的官员选授不许选用邻省人担任；漕运都御史不许选授江南人担任；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下令余姚人不得授京官，据史料记载，这个主意正是出自焦芳。

正德五年，刘瑾、焦芳假借皇帝的名义，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使一大批大有前途的读书人断了佳进之路；而乡试录取的人也没了机会和可能进京做官。同时，刘瑾和焦芳各自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擅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