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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满林和王学群拿了这张呈报表径直赶到公安看守所，接出了王亮，并用警车送他回了家。

1995年正月初七，王亮由家人护送，从长沙火车站乘15次特快到达广东惠州市，尔后即持伪造的边防通行证去了深圳。这个负案在押的案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逃脱了已经收拢的法网。

一个多月以后，胡红玉到沅江市检察院上访，她才听说王亮已于1月13日被陈喜保私自放走了。她差点气晕了过去，她的心被刺痛了，可她的信念却没有被扼杀，她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告不倒的恶官，没有抓不到的罪犯！

胡红玉接二连三地向沅江市公安局写了告状信，强烈要求抓回犯人，严惩枉法者。可这些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1995年3月21日，胡红玉挺著有了5个月身孕的大肚子，天没亮就起来乘船，颠簸了4个多小时赶到沅江市。她多方打听，找到了新任市委书记邓三龙的家。见到邓书记，她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了女儿的冤屈和少数公安干警的枉法行径。邓书记仔细阅读了胡红玉的上诉材料，不由得拍案而起：“真是岂有此理！共产党难道就没有国法了吗？”

邓书记当即在上诉材料上指示：“××局长，此令人发指之案，请你亲自过问，如公安局内部确有包庇罪犯的人和事，就借此人开刀，一定严惩不贷！”

在黑暗中见到了一丝光明的胡红玉感激涕零地从邓书记手中接过批件，匆匆赶到沅江市公安局，把批件交给了××局长。

回到家里，胡红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把遇到邓书记的情况告诉了丈夫。晚上，他们夫妇一起找到黄茅洲镇人大联工委主席柳鹏辉，向他反映了邓书记对王亮一案的批示情况。柳鹏辉表示，镇人大一定会大力支持她这种正义行为，为她呼吁。

4月下旬，在沅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符方才、何泽辉等10名人大代表联名向市人大呈交了《关于沅江市公安局执法不公私放罪犯质询案》，认为王亮构成严重犯罪，应依法严厉打击。公安机关内部个别人徇私枉法，要求有关部门作出严肃处理。

然而44岁的陈喜保并非等闲之辈，在沅江上上下下都有他严密的关系网，他的车一上街谁都得给他让道；如此神通广大，给他通风报信和出谋划策的人也络绎不绝。王亮被私放一案虽有批示，但是在具体的督办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致使侦查和审理工作迟迟不能正常进行。

罪犯逍遥法外，徇私舞弊者依然大权在握，胡红玉忧心如焚，她放下家里的一切农活，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身子，带着女儿，每周进城一次，找每一个有关部门申诉控告。

1995年8月，胡红玉足月生下了一个儿子。月子里，她让丈夫接替她到市里去打听情况，一刻也不肯松懈。刚一满月，胡红玉就把孩子托付给丈夫，把银行里的全部储蓄都取了出来，坚定地对丈夫说：“哪怕倾家荡产，我也一定得把这个官司打到底。没有钱了，我们卖房子，大不了搭上一条命，告到中央，告到国务院，不告倒他们我就不回家！”

胡红玉踏上了艰辛的上访之路。她风餐露宿，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甚至一整天粒米不沾。她整天东投西奔，市里，省里，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眼泪也几乎流尽了，鞋也磨破了好几双。每次直到钱用光了，她才匆匆赶回村，向亲友们举债，而后又匆匆踏上上访之路。

1997年7月，胡红玉听说国务院的一位部长要来洞庭湖沅江段视察，准备拦车喊冤，可没等到车队开过来，她就被保安人员推出好远，人跌伤了，裤脚也撕开了一条大口子。胡红玉坐在烟尘滚滚的路边失声痛哭。

擦干了泪，胡红玉又站起来，再去奔走。

胡红玉送交湖南省检察院的控诉书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极大的震惊和关注，省检察院决定将此案移交益阳市检察院办理，省人大办公厅发函，要求益阳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1996年11月初，益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陈喜保等人予以立案并采取“两规”措施进行调查。

12月初，沅江市公安局责令黄茅洲镇派出所迅速缉拿王亮归案。王学群不得不电告王亮从深圳返回湖南，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

1996年12月9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奸淫幼女罪对王亮提起诉讼。23日，沅江市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王亮一案，审明犯罪事实后，判处王亮有期徒刑4年。

1997年1月底，陈喜保一案被移交到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