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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陈光甫当时提出建议，献策两条：一是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并，二是在两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银行。陈光甫参照西方社会的银行体制，建议新建中央银行应该有商业股份，中央银行不宜由财政部长兼任总裁，发行局局长不能由政府人员担任。这些建议并未完全被蒋介石采纳，宋子文就是以财政部长身分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尔后，国民党政府又逐步采取措施，在中国、交通两行加入官股，并进行改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于汉口，决定把中国银行夺取在手，逼走总经理张公权。蒋介石认为，国家社会困难的原因，全在于“金融币制与发行的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银行不听命令，因此决计使这两家银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张公权被逼无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职。

张公权挥泪辞职，在中国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动。陈光甫更是忧心忡忡。尽管如此，陈光甫为保住上海商业银行的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得不随波逐流了。他因与当上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过从甚密，因而当上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平息挤兑风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银行新建的办公大厦落成。望着这座崭新的多层建筑，陈光甫感慨万分。

崭新的办公大厦，标志着他一手创办和苦心经营的上海银行事业发展的崭新阶段。十几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发展到如今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根基深固，业务范围铺展得相当广阔可观，在国内设有几十处分支机构，已经跻身于中国当时有名的大银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自入秋以来接连发生的天灾人祸，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巨大劫难，也使上海银行几乎遭受到灭顶之灾。

这场灾祸来自于天上人间，国际国内，东方西方，有自然灾害，有政治祸患，有军事杀伐，有经济险情，不一而足。

这一历史时节，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小而言之对上海银行，都是存亡续绝的多事之秋。继去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长沙之后，今年蒋介石以所谓“得胜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蒋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称在赣红军“十日内定可完全消灭”，然而十五天之后他还在训令部下“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还在高悬赏格，捉拿红军领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个月内将赣南红军全部肃清。

世人渐渐明白，红军是不那么容易就被“肃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市内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居民溺死甚多。几天后，广东西江、北江洪水横溢，灾情严重，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饿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灾区已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等十六省，灾民达数千万人。

陈光甫密切关注着灾情的变化，时时从《申报》等报章上，或从各地分支机构的电报中，了解雨情和水势的消长信息。

七月二十七日，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汉口水标高达四十九点五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记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

陈光甫感到紧张了。条条雨丝像鞭子一样在抽打他的心。他为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担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陈光甫经过努力，打开盐业放款之门。他认为，食盐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盐税向来是政府部门的大宗收入，盐业一向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盐商素来富甲一方。陈光甫极欲在盐务上有所作为，意在兴利除弊。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盐运顺利，税源流畅，所以鼓励银行贷给盐商周转资金。陈光甫趁此良机，实现了对盐业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银行设立了盐业部，专营此项业务。其经营项目有由淮北盐场用轮船运到浦口、扬州十二圩或皖赣湘鄂口岸的押汇，有由淮北用木帆船运至淮阴西坝存栈押款押汇，有由浦口转运蚌埠的铁路押汇及蚌埠存仓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转运至芜湖、九江、岳州、长沙等地的船运押汇等。上海银行在汉口与淮南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因资才雄厚，在汉口的盐仓存盐数量甚大。

当时中国禁止“洋盐”进口，所以经营盐运业务，可以免除与洋人直接竟争的风险，没有亏本倒闭的后顾之忧，放款稳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