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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了对合川地区广泛调查。

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历来就是交通要道。川北商贾、农副产品均需通过这些河道，汇入合川，然后运往重庆，进入长江流域。因此，合川之繁荣，乃是川北任何一地都无法相比的。但是，偌大一个合川，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工厂，四无矿山，更无企业，只有一些零星的手工作坊屈指可数。如此风景秀丽、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令人吃惊地贫困和落后。

客观来说，是因交通阻塞，但也有人为的诸多因素。

他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合川、嘉陵江三峡地区的构想。这篇宏论名为《两市村之建设》，他用石印刻印出来，分送各界人士。这本小册子分两个内容：一是《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将合川涪江对岸的南津街作为建设和改革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事业为基础，彻底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另一个内容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了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丰富的煤矿和森林资源，提出开发煤矿、森林和进行交通、治安建设的计划，以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

之后，卢作孚和挚友黄云龙来到重庆，对重庆所有的航运业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卢作孚惊讶地发现，外国航业早就开始了对川江的渗透。

早在19世纪90年代，《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成，重庆、宜昌陆续开为商埠。重庆开埠之初，英美两国最先侵入，有英商2家：太古洋行和立德洋行；美商1家，各自派员到渝设立洋行。以后，英、法、日、美、德、意等国依次在重庆设立领事署。

到1926年初，染指川江的外轮公司已多达14家！其中主要的有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

其时，太古公司在川江拥有轮船6艘，共3388吨；怡和公司拥有轮船3艘，计2881吨旧清公司拥有轮船4艘，计3169吨；捷江公司拥有轮船5艘，计2074吨。

此外，还有许多华商悬挂外籍旗，托庇外人。

外国航业侵入川江，刺激了我国民族航业的兴起，从而形成～支抗争的有生力量。

一些官绅为防止外轮染指川江，开始投资以获其利。1908年，川江轮船公司最初成立。这是一家官商合办的民营公司，经营初见成效。一些人纷纷效仿，川路、华川两公司继起。

川路公司1914年成立，1919年倒闭。华川公司1912年筹建，旋即分化为瑞庆、利川、庆安3个公司。但这3家公司只在川江上昙花一现。

这些民族航业的早期探索者，以自身的失败，为日后的民族航业的兴起垫上了躯体。

中国的轮船公司虽有几十家，轮船也有几十艘，但还不足以达到与外轮公司相抗衡的地步。主要原因一是中国轮船公司的吨位小，几家甚至十几家公司的总吨位还不及外商公司的一条船的吨位。加之中国轮船公司势单力薄，一直处于外轮排挤的困窘地位。因此，川江航运，几乎被这4家外商轮船公司所垄断。

卢作孚后来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书中写道：

“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待的时候，而不是在航业有利的时候。”

卢作孚认为：长江上游自从开始有航运以来，不过十几年，然而它已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发轫时期、繁荣时期、过剩时期，正在进入衰微时期。他说：

“在这几十年中，由中国公司的创始，到外国公司的继起；由着重一时利益旋起旋落的若干中外公司的经营，到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凭扬子江中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伸入扬子江上游，以成不可拔的势力。有一时期，扬子江上游宜（昌）渝（重庆）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他将笔直接伸入到事物最本质的核心：

“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致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已经一览无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