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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别着急呀,现在还用得着你。你得去把奖领回来,还得出席一个招待会我说:我哪里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脸来说:合同上可有缔约双方保证合作的条款,你想毁约吗?我当然不想毁约,毁约也拿不回损失的东西,还要白白住监狱。然后我就被带去洗澡,换上他们给我准备的体面衣服,到U·K·使馆去。有两个彪形大汉陪我去,路上继续对我进行教育:怎么着,哥们儿,不乐意呀?不乐意别犯错误哇。我说:我不犯错误会落到你们手里吗?他们说,也对。你们不犯错误,我们也没生意。但是,“这我们就管不着了”。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像什么——它像上世纪六十年代林彪说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话:我的脑袋特别灵,没办法,爹妈给的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和“没办法”是一个意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气愤得很。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骂几句。在汽车里不能骂,在U·K·使馆更不能骂,那儿的人对“cao”“bi”这类的音节特敏感,一听见就回答“fuke you”,比听见“How do youdo”反应还快。我忍了一口气,在招待会上狼吞虎咽,打饱嗝,而且偷东西。这后一种行径以前没有练习过,但是我发现这并不难,尤其是别人把你当个体面人,不加防备时。我共计偷掉了两个镀金打火机、四把刀叉,四盒香烟;还偷了一本书。公司陪我的人只顾听我在说什么,一点没看见这些三只手的行径。不幸的是我吃不惯那些cheese,回来大泻特泻。我觉得自己赚回来了一点。既然我的一切,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丑。为公司跑了这一趟,回来以后得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十五块钱(这是误工费,公司代表说),还有一通说教。他们说我没有体面,表现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诉F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她我在招待会上捣了一顿乱,多少捞回了一点。她说我还差的远,公司从这个布克奖里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块钱。《我的舅舅》得了奖后,肯定比过去畅销。会出外文本,还能卖电影改编权。所以我该平平气,往前看,还会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个浇沥清的小工,所以气也不能平。她又从另一面来开导我:你不过是得了布克奖,还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呢。这话倒也不错,从公司的宣传材料里我知道,被安置的人里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霍梅尼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小说奖得主,有教皇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撒旦学院院士(这最后一位我还认识,他是研究魔鬼学的),他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在公司的安置下获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对F说,我出去找找门,找到了回来叫你。我已经说过了罢,我们的房间里少一扇门。后来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门,把它从门框上卸了下来。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里后,我又懒得把它再安到卫生间门框上,因为我的情绪已经变坏了。我的情绪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坏就坏,一点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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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有一个叫作M的男人和一个叫作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来到一间拆迁区的房子里。鉴于M就是我本人,用不着多做介绍。F的样子我也说过一些,她身材细高、四肢纤长、眉清目秀,后来我还看到她乳房不大,脐窝浅陷。除此之外,她在家里的举动也很有风度,这就使我想起一位学友的话:所有的F都是演员,或者雇来的模特。
F对我说,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综合征”。我说:你不嫌绕嘴吗?她说:那就叫它“安置综合征”,我还是嫌它太长。最后约定叫做“综合”,我才满意了。所谓综合,是指安置以后的一种心理疾病,表现为万念俱灰,情绪悲观,什么都懒得干。各种症状中最有趣的一条是厌倦话语,喜欢用简称。在公司受训时,听到过各种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设”简化到了精神,又简化到了精,最后简化成“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简化成公,最后又简化成了“八”;把自己从“重新安置后人员”简称为员,后来又简称为“贝”。所以公司招我们这种人去训话,(这句话未经简化的原始形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员布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就成了“八贝米”;由拆字简化,造成了一种极可怕的黑话。我现在正犯这种毛病。这种毛病的可怕之处在于会导致性行为的变化,先是性欲减退,然后异性恋男人会变成被动的同性恋者,简称“屁”,最后简称“比”。我对F说:怕我比?我还不至于。她居然能听懂,答道:你不比,我在这里还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