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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李之白刚才对我叙述的点点滴滴，我好像在琢磨一个刚出土的斑驳陆离满身锈迹的商朝铜器，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等待着我大费周折地研究，去清理。然而，我很清楚，我最多能做的不过是将它的历史弄明白，好让别人学到一些东西；而对它的本身，我无能为力，没法把它还原成古代艺术珍品。

以后我们陆续谈了9　次。他病情恶化而住院，约诊便停了下来。他去世前一个礼拜，拒绝任何药物治疗。他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李之白一定要见我。

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这样年轻有为的教授即将离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叹。不过自从干上心理医生这一行，最令我感叹的到不是死亡而是人的精神彻底崩溃。死亡一了百了，而死前的精神彻底崩溃则让人活受罪。我常想，如果有一种精神伟哥就好了。对于那些正走向死亡的人，让他们临终前吃上一颗精神伟哥，快快乐乐，无所畏惧地走完人生最后一刻，那该多么好。李之白形如槁木，犹如生命已受到威胁的袋鼠蜷曲睡在白色的病床上。见到我，他很平静，说话还很清楚，只是很吃力，不断地咳嗽。他身边不远处，坐着一位中国女人。他向我介绍那是他妻子田麦。我颇感意外地和她打招呼，因为李之白告诉过我，田麦已离开了他。

“你就是之白的心理医生吧？谢谢你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温暖和帮助。之白刚才跟我说了。我希望以后我也能跟你聊聊。”田麦愁眉苦脸地走过来向我握手。我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她异常痛苦，建议我给李之白做最后一次心理治疗。她说这是李之白所希望的，让他在安慰和平静中离开这个他眷恋的世界。

在他的医生和李之白本人同意下，我决定给李之白做催眠。所有的人离开了病房。我把屋里其他的灯都关了，只留下一盏他头顶天花板上的灯。我叫他尽力凝视那盏灯。数分钟后，我用极其单调的声音缓慢地不断地在他耳边重复：“之白，你已很疲倦了你已睁不开眼了你不再担忧，全身已放松。你睡了，睡了，睡了。”

李之白在被催眠状态中，停止了咳嗽。我问他：“之白，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还有什么能使我更好地理解你？”

在我的提问暗示下，他的回答就像伤人的炸弹，我内心被炸得翻滚。我感到人的脆弱和言行的荒唐。我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我感到痛疼，看到了人类多重的面具。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们其秘密，太恶心和可怕了。或许，美国文化里强调隐私，正是有这一层的意义。与其说尊重人的隐私，不如说人需要一个在公众场合的面具，哪怕这个面具并不真实，但不恶心，让我们舒畅。人都有好奇的心理，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别人太多的隐私，我们恐怕也就没有勇气和别人相处，至少我情愿待在深山老林里，与世隔绝。

李之白的叙述像一场断断续续的悲情电影在我脑海里闪动，让我无言哀伤。他一动不动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就像一个断了翅膀的垂死的大鸟，已精疲力竭，满身是伤，羽毛脱落，等待着上帝接他回家。我伤心看着他渐渐虚弱。他把想告诉我的都说完了之后，强作欢颜地向我露出一笑。可是，那笑容如此费劲。我眼睛湿润，但我竭力控制自己。我不想让他受我的情绪影响。他实在太年轻了，却将要这样与这个世界告别！不过，我想他此时此刻宁愿去见上帝。艾滋病把他折磨得太痛苦了，离去是解脱。

我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他的两只手。我安慰了他几句。他嘴唇嚅动了一下。从他的口型，我猜不出他说什么。我只好出去把田麦叫进来。田麦走进来看着他，眼泪像止不住的水哗哗地掉下来七零八落，但她没说一句话，也没有走向前和李之白亲热或安慰。她满脸悲哀，一直沉默着。李之白嘴唇又嚅动不停，好像既对我说又对田麦说话。最后，田麦实在控制不住，有气无力地感到鼻孔和喉咙的粘膜隐隐发痒作痛，仿佛自己也奄奄一息了。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之白，你为什么会同性恋？为什么？为什么？”

我向前抱住她，“这种时候，你问他这问题已没任何意义了，太晚了。让他静一会儿吧。”然后把她扶出病房。

李之白出生在天津塘沽区一个军人家庭里，排行最小，老三。他７岁时，父亲在空战演习事故中去世。这对他打击很大，被别的小孩讥笑为“没爹的孩子”，为此他不愿出家门。他有两个姐姐，对他很疼爱，对其影响很大。晚上和周末，他都是和母亲以及姐姐们一起度过的，玩的游戏也多半是女孩子的，踢毽子，跳绳，扮家家。

母亲为了省钱，常常把姐姐们不穿了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