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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

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

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

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

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

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

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

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

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

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

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

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

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

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

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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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