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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

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

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

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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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

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

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

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

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

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

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

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

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

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

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

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

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

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

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

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

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

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

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

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

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

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

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

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

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

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

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