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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造成的国力下降

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　世纪中期清朝官场中沉崖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豁民财。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瘤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人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川中国各阶层的复杂人际关系。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收受贿赂亦已然成风，当“外敬”的数口大大超过法定的俸禄时，腐败现象便真正不可收拾了。

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数字只是极为粗略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的。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镰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份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报呈朝廷的表章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问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

例如，在产稻基地的长江上游地区，土地税主要包括两项。其一为按16　岁至60　岁男丁人口和土地面积征收的固定复合赋税，不过1700年以后则改由各级政府交纳固定份额的赋税。其二为贡粮，亦按一定份额，以钱或实物的形式上交朝廷。负责收税的官员不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且挖空心思通过收税作弊来中饱私囊，其手法堪称厚颜无耻，如通过“库耗”的名目私扣公粮，或将贡粮折成超过实值的银钱、或提高纹银与铜钱的折兑率来盘剥百姓。苛捐杂税和库耗往往高达原来赋税的10　倍之多，这些民脂民膏大都由地方官府和缙绅及上级政府三者之间分肥，他们狼狈为奸耗尽了农民的“血汗”。至于差役青吏，他们通过征收关税、通报钱或下乡揩油，亦可分得一杯羹。

这些“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的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婿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愈是富有的家族就愈有可能与官府结成良好的关系，而地方上获得功名的人，即便他们本身不是地主，但由于他们在官场中的势力，差官税吏也不得不予以优待。这种劫贫济富式的税收政策在各省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记载。如富户交纳4000文钱可抵4　斗粮食，那么一般农户就需交纳2　万铜钱。衙门中的差役亦乐于替地主效劳向农民催租收税。结果，农民为了减轻赋税负担纷纷投靠豪门富户，而富户亦乐于将农民控制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以便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地主、缙绅阶层中饱了私囊，但国家税收却遭受了损失，而小民面对地主与官府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19　世纪初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困的几条原因：首先，农民缺乏改善生活的经济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其次，劳动成果分配不公，农民饱受地主和官府的盘剥。这儿项原因当然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相影响的：

二、学术与思想

“今大学派”与“经世学派”

白莲教起义（17956　一1804　年）之后，王朝的衰落之势也波及到了上大夫阶层。他们熟读经书，深通国家兴亡之道：腐败与农民起义促成了前代各朝的夭折，清朝又怎能例外呢？

这种忧患意识促进了新型学术思想的发展。至19　世纪时“汉学”学派已成为学术正统，不过此时又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一即为“今文学派”。汉学学派正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以东汉典籍为研习对象，并将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奉为圭皋。不过，到了17　世纪末期，古文《　尚书》　被证明系后人的伪作或篡改而成，因此又出现“今文”一派，将东汉之前的典籍奉为正宗，认为它们要比后世发现的“古文”经书更为古老因而也更为可信。同时，“今文学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