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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的大约380　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明清易代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吸引了一大批士大夫皈依者，他们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真正先驱。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徐光启（教名保罗，　1562　一1633　年）。徐氏于1604年得中进士后成为翰林，在此之前他就已经饭依了基督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　几何原本》　一书。徐光启于1632　年入阁成为大学士，此后他将耶稣会士介绍进了上层官员的圈子，并协助他们通过文言著作来宣传基督教义。“徐保罗”和汤若望神父还帮助朝廷搞来一些火炮之类的西方军械。在抗击满洲人的入侵时，汤若望曾于1636　年主持一家军械铸造厂，制造了约20　门大炮。简言之，西方的技术比其宗教更为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满人于1644年人关后，汤若望继续在清朝的钦天监中任职。康熙幼年时经常见到他并称他为“爷爷”；　后来他允许传教士在北京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在康熙统治中期，在京耶稣会会士使团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与最高统治者保持着良好的私交，甚至天天晋见皇帝。某次康熙染病，他们将金鸡纳霜进上，治愈了皇帝的病，结果更加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后来还奉旨采用西方技术勘测各地以绘制大清帝国的地图。他们的身份等同朝臣，和众臣一样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并与百官礼尚往来，在朝中广泛结交了许多朋友。

中西文化关系

耶稣会会士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开路先锋。他们力图弥合中西，结果却受到双方的一致攻击。不过有意思的是，攻击主要来自欧洲基督教中其他教派的教士。欧洲主动与中国取得了联系，相对中方而言起初却受到更为巨大的文化冲击。通过耶稣会会士的辗转介绍，启蒙时期的欧洲将中国想象为一个具有不受宗教约束之自然伦理观的古老国度。这种观点被伏尔泰及自然神论者、重农主义者一再称引。18　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伦理道德和仁君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演亦风靡一时。

耶稣会会士作为首批入华的西方技术专家，在京城的宫廷里担任着天文学家、翻译官、绘图师、画家、建筑师及工程师等多种职能。他们在圆明园主持修建了巴罗克风格的宫殿、仿凡尔赛宫的西式喷泉，满清宫廷中一时西风大盛：不过耶稣会会士的首要任务终究是传教，为了使从督教能在中国扎下根来，他们采取了将原则与实际相结合的“汉化”传教方针。）这种融通政策正是他们在亚洲传教取得成功的秘诀。正像徐光启所说的，基督教可以“化佛补儒”耶稣会会士将四书五经视为“古人智慧”而接受下来，但将理学家的注释统统删而不问，同时将道教与佛教视为偶像崇拜而大加抨击这样，基督教就与儒教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耶稣会会士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其他教派会上的指责。祭拜祖先到底是一种可为基督教徒接受的日常礼仪，还是一种必须加以禁止的异教崇拜。儒家家并不反对鬼神，如官员在天旱时常常设坛求雨，这又应如何对待？许多基督教神学家认为，耶稣会会士们的“汉化”政策超过了限度，他们为了使中国大夫接受基督教牺牲了太多的信仰原则。因为中国人说到底并没有“天主”的概念，他们的“天”和“神”都不足以用来描述“God”（上帝）这一精神实体。

17　世纪40　年代，从菲律宾入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和圣方济各会教士将礼仪问题上呈罗马教廷仲裁。他们原先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墨西路及菲律宾传教，由于当地并无强有力的统治力最取阻止教士的渗透，因而这些教士的传教方式与来华耶稣会会士大不相同。他们来华后一反耶稣会会士的成功做法，以下层民众为突破口，走街串巷进行传教活动。1710　年中国共有59　名耶稣会士，29　名圣方济各会教士，18　名多明我会修士，15　名主要来自法国海外传教团的世俗传教士以及6　名奥古斯丁修会会员。单是耶稣会在中国就有70　处传教驻地和208　所教堂。当时天主教共有30　万教士，但罗马教廷内部争权夺位十分严重。“礼仪之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约1640年至1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