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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刺刀挑起一个胎儿，抛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其他日本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惨案发生后，“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像那位父母妻子都被杀害的王淘气，后来就投奔了八路军，并为了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起起惨案，开始让善良本分的冀中农民认识到日本军队的残暴，坚决要求抗日。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三光’政策也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梅花镇日本人杀得最厉害，可梅花镇人的民族觉悟，也是最高。

1985年，吕正操将军重返梅花镇时，与当地的乡亲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吕司令听了乡亲们的讲述，心情沉痛地说：“我们打那一仗，可给你们惹祸了。”乡亲们纷纷说：“可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一仗打得硬气，才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你不打，他也照样到处杀人放火。”

“还会更邪乎”

七八位老奶奶也围上来插话：“俺们的孩子都是没爹的，那年头拉扯大个娃可不容易，打走日本鬼子，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打得硬气”，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让人深深体会到普普通通的冀中百姓的坚强和不屈。自古燕赵多壮士。冀中这地方，民风很纯朴，民性很强悍。每个冀中人的内心，都是充满自尊和骄傲。这种自尊和骄傲，是美丽富饶的大平原给他们的，是上京下卫的经历给他们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的。冀中人的自尊和骄傲，不像山东沿海那样外露和粗放，也不像山西山区那样柔弱和内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而面对日本人的屠杀，冀中百姓的反应，不是拿起锄头去拼命，结果仇没有报倒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更不是一味忍耐和退缩，而是一种内在的刚强和外在的不屈：活下去，想尽办法斗下去，直至胜利！日本人的屠刀，并没能吓住谁，压服谁，而是相反，更激起了冀中百姓的觉醒和反抗。吕正操将军曾谈到冀中西部，像高阳、蠡县、定县等地，群众觉悟尤其高。而这些地方，正是日本人沿铁路线南下时杀人杀得最厉害的地方。另外像梅花镇所属的藁城县，在1938年即抗日政权刚刚创立时，便被命名为抗日模范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的血腥屠杀没能如他们所愿制造出“顺民”，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抗日觉悟和民族仇恨。

不过，当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又忙于向南进攻。因而在冀中的活动地区，还仅限于交通沿线的村镇、城市。广大冀中腹地的百姓，一般还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杀人放火的“荣幸”。何况，这种由日本人烧杀奸淫激发出来的仇恨，也只能是一种狭隘、简单的民族仇恨，还不能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抗日觉悟。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春节前后一次战斗，写道：“战斗停止，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需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走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人们说这些是‘洋药材’，能治病。人们在发泄狭隘的民族仇恨，一定要弄点‘洋药材’”。

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相信这些臭肉能治什么病，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恨烧杀抢掠的日本兵了，恨不能千刀万剐了才好。怎么把百姓这种单纯的仇恨上升为抗日的觉悟？怎么把几百万冀中的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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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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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1982年铅印本。

⑥《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冉淮舟、刘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⑦《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星火燎原》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