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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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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 随着船队的庞大，赵从衍渐渐放弃全船揽货经营的单一方式，将一部　分船只租赁出去。赵从衍的做法是：假设这艘船的建造借款是1000万，每　月连本带息要还50万，但月租金收入有100万，除了还本息，还有钱赚，大　约两年赚回一条船。 赵从衍对赚钱锱铢必计，精打细算。他说： “政府规定船只必须每年入船坞接受检查一次，若船员在船只进入船　坞前便维修妥当，船只留在船坞的时间便可由两星期减缩为7天。节省了7　天，便等于多赚了钱，这便是我当船主的生财之道。若船又出了毛病，租　船者便不肯再租，若能准备精干的工程人员解决出现的毛病，让船只得以　继续行驶，问题便可解决。” 华光一日千里，从60年代起，赵从衍成为香港同时也是世界华人三大　船王之一。他与另两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交情甚厚。他们起初都经营散　装货轮，后来逐渐分化。董氏的东方海外专营货柜，为他旗下公司的重点，　同时不放弃油轮与散装货轮。包氏的主力是油轮，散装货轮也颇庞大。赵　氏一直把散装货轮为重点，只有少量的佃轮。 有人问，是不是上海船帮订了君子协议。赵从衍解释道：“这不可能，　私交归私交，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谁也不会在重大利益上让步。但每　一家的条件与设想不同，结果也不同。” 由于中东战争，油轮是盈利最大的生意。关于这一点，现任华光航业　董事总经理的赵世光，答记者提问时有这样一番解释： “任何会走动的东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