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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产品之一。他们都是些绅士，通常是些中年人。他们聚合在一些时髦的餐馆里。当他们品尝着只有这些餐馆供应的美味佳肴，畅饮法国和西班牙名酒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随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也是一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当他还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时，他就已同情他们的观点，并与共产党员约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奈特对这个俱乐部发生了兴趣，因为它明确表示，团结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党员是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虽然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与之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狂妄思想的攻击，但奈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目的。第一年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这本书的预订数字竞达到了5万册！他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直到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奈特急于监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的行动，因为他常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样，德莱伯格成了最佳人选。

比弗布鲁克在“伦敦人的日记”这同一专栏里，发表挖苦人的议论——这个专栏可以不用真名，他钻了这个空子：

另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专栏作家汤姆·德莱伯格。由于他的观点与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德莱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责。但他反驳说，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得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病——营养不良的牺牲品；条理清楚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指出饮食不当这一点；既然他工作中最伤脑筋的是偶然得与阔老富豪、达官显贵们交往，那他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一种麻醉剂；而且他还不得不发现一种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问德莱伯格，能否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发现的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传递给他。德莱伯格答应替他这么干。奈特并不要求他监视任何人，或为逮捕某个人制造些条件，只让他注意动向。党性不是很强的德莱伯格，并没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但他默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莱伯格需要奈特帮他隐瞒同性恋的丑事。当时这种丑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鲁克出面加以粉饰，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奈特得知德莱伯格老爱光顾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时，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他在那儿遇到麻烦时能打电话叫人帮忙。奈特不仅欣赏德莱伯格一流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乐意有他作陪，因为他是一个情趣横溢，富有感染力的伙伴。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处，他不仅同哈里·波利特的关系十分友好，而且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尔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而德莱伯格无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苏联对军情五处的愈益严重的渗透。

败露

安东尼·布伦特让德莱伯格在军情五处的工作突然中断。当时布伦特负责检查中立国家的外交邮袋。他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还代表军情五处，出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布伦特虽然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但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人办公室内，他看见过德莱伯格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国飞机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当时他无法弄清楚谁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因为上面的落款只是个代号M8。随后布伦特向苏联的情报官汇报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苏联情报官要他查明M8是谁的代号。由于奈特的部门不受军情五处支配，所以要破译这个代号不容易。六个月快要过去了，布伦特仍一无所获。只是以后当他读到另一份报告时，他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在这份报告上提及了德莱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英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严厉的反应。那天德莱伯格与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个支部大会。途经一家小酒馆，他们进去喝了杯酒。这时肯尼迪结结巴巴地说，他受命通知德莱伯格，他已被开除出党。德莱伯格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要肯尼迪说出理由，但肯尼迪说，他只是个传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委。惊恐不已的德莱伯格便去拜访他所认识的在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罗宾、奥利夫、佩奇·阿诺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尔。他挨个儿问他们为什么把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