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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仁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志富的解释无力反洁，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中她还是质疑了丁优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她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喂孩子吃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喂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

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优优再次进行最后陈述之后，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优优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她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她只是‘嘎咽着断断续续说了两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那么爱他们”之后，便泣不成声。场面十分沉重，大厅寂静无声，谁都听得出来，她在诅咒她的姐夫！

法庭很快恢复开庭，至高无上的法官重新归位，审判长起立宣判：被告人丁优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响起了欢呼声，那是陪同仇慧敏来的那些旁听者，他们簇拥着这位不幸的母亲，庆祝着他们最终获胜。仇慧敏和她身边的一位女友抱在一起，为她的孩子喜极而泣，同时也能看出她无比感伤。这时我注意到被告席上的优优，她满脸泪痕被法警带走，在走出审判大厅的一瞬摹然回头，目光向我身边的周月，投来无尽遗憾的一瞥。

优优的大姐那天没来法庭旁听，听阿菊说她根本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家煮药服药，还上街买了些新鲜菜果，给丈夫做了一顿常规的午饭。

大约就在她买菜做饭的时候，她的丈夫钱志富把她亲爱的小妹，送上了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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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

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

我倾力描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犟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

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地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

我曾为她始终不能实现她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她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优优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我把优优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喷喷叹惜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

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防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

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优优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她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她谈些内心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

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优优，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人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