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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归讨厌，后来优优还是去了xx处，结清了自己的工资。给她结账的老李她也认识，曾代表领导来医院看过周月两次，老李虽然没让优优费什么口舌就把欠她的工资统统结清，但言语表情之间，只是公事公办的漠然。因为最后的这个月还不足半个月，所以按实际天数只给了优优三百元，结清之前那人还负责任地打电话问了医院，看优优是否还欠着医院的伙食费住宿费之类的钱，问完了，才把那三百元一张一张地，交给优优清点。

那三百元，是新票子，捏起来还嘎嘎作响呢，一张一张数到优优的手心里，数得优优两只眼睛都湿了。好像她的那些爱，那些幸福，那些几乎触摸到了的幻想，全部化作了这几张半红不红的票子，数完了，也就完了。

钱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可以把人间的一切，全都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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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完了账，优优问给她钱的老李，知道周月的老家在哪儿吗？老李说不知道，周月不是我们这儿的人，他是实习的。你找他有事吗，是不是你有什么东西还在他那里？

优优愣了好一会儿，才不得不遗憾地摇摇头。她想：要是她真有什么东西还在周月那里就好了。

但在优优回到医院后，在她回到地下室那间宿舍收拾行李时，却发现周月还有一件东西忘在了她这里，这就是那件仙泉体校的运动衫。她看着那件半旧的红衫发了会呆，然后仔仔细细叠起来，藏进自己的提包里。

她提着这只提包，走出公安医院的大门，走上夏日的街头，就像寒冬时节她刚到北京一样，提包里除了一些零碎用品，除了那件红色短衫，就只有几件从家里穿来的毛衣毛裤，这就是优优的全部行装，全部财产。

这时的北京，每一条街上，都蒸发着头伏的酷暑。优优此时最大的心情，就是给大姐打个电话。她不是想找大姐哭诉委屈，只是想听听大姐的声音，只想听听大姐说上两句关心的话，让自己确信千里之外，她还有家。但她在一家邮局拨通电话的时候，眼里还是掉了眼泪，她告诉大姐她的工作已经结束，但她目前暂不回家，她想在北京再呆一阵，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大姐如她所盼的那样说了好些关切的话，问她身体病没病，问她现在住在哪儿她也问大姐病没病，家里好不好，火锅店开没开，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姐说店还没开呢，也开不起来了。欠了一堆钱还不知怎么还，赶这时候肚里又怀了小孩子，我本想把孩子打了去，可你姐夫又不同意。优优惊喜得差点跳起来：什么，大姐你怀小宝宝了？什么时候怀上的，什么时候能生呢，好不容易怀上干吗要打了去？姐夫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大姐在电话那头叹口气：现在不是你们同意不同意，是医生说我身体弱，得保胎，可保胎的药又贵得吓死人优优说：贵就贵，我有钱，我马上把钱寄回去。

放了大姐的电话，优优就在这家邮局，把钱寄回家里。这三个月零十天她一共挣了三千整，除了饭费住宿费和外出时的乘车费（特别是带周月去武警体工队那一次，光车费就花了一百多），还有一点点洗漱用品费，天热了还买了两件薄衣服总共花了一千多。加上她从仙泉带出来的钱，手上还剩两千五。她寄了一千八百给家里，自己还剩七百元。她在邮局营业员的指点下填了寄款单，填好后心里洋溢着满足感，她从小到大都是花大姐的钱，后来也花过姐夫的钱。现在她自己可以挣钱了，这是她第一次，在经济上，为自己的亲人做贡献。

寄完钱，她心里轻松快乐了些。于是就在这间邮局里，又打了个电话到仙泉，这回是打给仙泉体校的拳击馆，接通后说找洪教练。优优本来想，周月跟他姑姑出了院，去向何方八成会告诉洪教练。可电话那边说洪教练去北京了没回来，他住北京哪里也不清楚。优优只好快快从电话亭里走出来。

那天晚上优优花二十元住了一间小旅馆，花五块钱在旁边的饭馆里吃了一碗炸酱面。晚上睡觉前又把那件红色运动衫拿出来，摊在床上仔细看。那一夜她就把那件运动衫贴肉穿在自己身上，如此想象着与周月相拥而眠。

那一夜优优果然做了好梦，梦中的情景非常逼真，清晨醒后优优发觉，那个梦简直就像她和周月在医院里互相为伴的纪实电影——他们一起聊天，一起散步，一起游戏，他们真的就像一对相依为命的恩爱恋人。她照顾他，也爱他；他顺从她，也依赖她。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午后，每一个黄昏，周月都属于她。那是病中的周月，梦中的周月，她的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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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的结尾不够理想，问题同样出在太过纪实，它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