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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欲所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大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嚎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嚎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涌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涌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地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涌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习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

百官急忙跪倒领旨。

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寡，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

今再谕四事：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官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离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视，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黎庶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祐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恸云天：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礼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仰首而视，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

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