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部分(第2/4 页)

，儿子司马康借奉茶之机，以“左相王珪任山陵使”的消息禀告，希望父亲能入京吊丧致哀，他置之不理；三月十五日，范祖禹借问疾之机，再次劝说司马光：“大行皇帝健在时，老师曾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四载，君臣之义，非一般重臣可比，似不必拘于朝制。当不俟驾而赴京都，吊丧致哀，以尽臣下之思。”司马光依然不为所动，仍在默默地沉思着

司马光的思索是深沉的。他看得清楚，王安石退隐江宁八年来的朝廷现实，已不再是“变法”的急行躁进，也不再是“新法”的滥行急施，而是“变法”败落后整个社会的神魂颠乱：人欲泛滥、道德沦失，民心涣散、文人牢骚，农商失望，官吏窃国自肥，重臣饰变诈为；奢靡风行，纲纪失威莫禁；奸人谋利，假名“变法”猖獗；上下交应，左右襟连，盘根错节，已成积重难移之势；世情颠倒，贵狡诈而贱仁义，守道循理者被目为屠头，圉夺奸轨者被赞为雄杰。情状如此，即使介甫复出江宁，只怕也要瞠目结舌，袖手兴叹。

他看得清楚，文彦博、王尚荣、王慎言、楚建中等人的接连来访，皆为今日天下倒悬累卵之势所趋，或欲捧自己于“火炉”之上。他喟然叹息，其情固可感，但皆不知司马光此时之心境啊！光闲居洛阳十五年，久已绝问政之心，只求居此园独乐而已。况且今日自顾其影，心虽无惧而有馁，骸骨癯瘁，目视近昏，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世日无多，已无力在风云激荡中经受颠簸了，即使岁月倒流，还我青春，光五内所藏；也缺少介甫那种解天下倒悬累卵之胆略、气概和霹雳手段。

他看得清楚，幼主新立，太皇太后摄政，时处斗转星移之际，群臣斗法，百论嘈杂，各种力量都在重新组合，朝廷将陷于一个纷争迭起的困难时期，自己既无意于政坛，何必混迹于龙蛇之中招人猜忌呢？赴京吊丧致哀之举，何须争一时之先？衷心之诚，唯自己知啊。

三月十七日已时时分，比司马光年轻十五岁的程颢走进了独乐园，竟然叩开了钓鱼庵杜绝客人来访的板门。

程颢，字伯淳，时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人，时年五十二岁，嘉祐年间举进士，熙宁初年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职，拥护王安石“变法”，曾进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辞职而出任州县官吏。其人形容清癯，生性泊淡，学读善究义理，任事颇为公直，举止谦和，慎于言语，早年与其弟程颐从学于濂溪学者周敦颐，后于洛阳讲学十年之久，潜心研究理学，提出“天者理也”，“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是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因他的父亲程珦与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同属洛阳“同甲会”（类似于“耆英会”）成员，并与司马光交谊亦深，程颢遂与司马光成了忘年之交。传说司马光作《中庸解》，于不尽融通之处，常暂付阙如以待程颢来。程颢至，两人举茶相对，司马光一语之间，程颢一语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马光曾有叹语：“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今天，程颢一走进钓鱼庵，司马光似已知其来意，扶椅而起，高声相迎：

“伯淳至矣，我不敢宁居了。”遂设坐斟茶以待。

程颢对司马光十分敬重，忙执大礼请安，然后落坐而语：

“先生，太师文老彦博、司封郎中席老汝言、朝议大夫王老尚荣、卫州防御使冯老行己前日已赴京都致哀了。”

司马光漠然回答：

“长者先行，光之所企，不敢僭越而同往。”

“观文殿学士孙固和父，已于三天前由郑州趋车进京吊丧了。”

司马光回答：

“和父在英宗治平年间，曾侍神宗皇帝于颖王府邸，元丰五年虽因反对‘用兵西夏’而贬居郑州，终系神宗皇帝肽股之臣。光不敢攀比而行。”

“资政殿学士韩维持国，听说亦于三天前由许州抵达京都。”

司马光回答：

“持国在英宗治平年间乃颖王府记室参军，其功大焉，熙宁七年，移知许州，那是因为其兄韩绛子华入京为相，兄弟避亲之举。光贬逐之臣，怎敢与持国同步。”

程颢声色依然平和地说：

“先生谦逊谨慎，怕锋芒太露而遭忌，怕声震京都而招祸，难道就不怕人言可以致灾吗？”

司马光神情震惊。

“先生居洛十有五年，朝廷上至太皇太后，下至百官群吏，或友或敌，或亲或仇者，无一日忘却先生，现处斗转星移之时，黑云涌空，风暴将至，独乐园篱笆疏稀，远非绝尘之境，先生于朝廷亲友之企盼，可以咽声作谢，于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