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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

《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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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庐山会议的由来

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

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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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由来９１２

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

（免费住宅）

，“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