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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并非全无察觉。从泡尔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民“观念,批语一方面理解到:”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
“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住于其中不可离解。”但又认为:“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接着自然而然论到人的“本性”还是由环境酿成的:“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
诚然,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
这里所谓“责任”
,从其他有关批语看来,显然即指改造世界的责任。由此,批者也就为自己这种伟大抱负在哲学上树立了根基。另一处批语,则明确指出知识(理论)同改造世界的关系:“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人心者也。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是否可说,前述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长信,论哲学、伦理学为大本大源的思想,是在读完、批完这本《伦理学原理》之后,一个较成熟的总结概括,才欣然命笔的。
关于圣贤豪杰作用的问题,自然是青年毛泽东多年来萦绕在脑际中的。
《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话:“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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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四年之后的批语,于此就有所发展了。由于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责任在改造世界,于是便自然产生“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什么是圣人呢?批语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这即是说:圣人就是坚决的革命家。批语又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宜为合乎伦理之言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说明毛从一开始追求真理、关心国家命运,就极其重视普通人——人民群众的作用,就树立了“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这种对英雄豪杰的看法,就根本不同于当年陈独秀的膜拜英雄,卑视群众,以先哲自居的思想。
批语还提出“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辩证观点,这一方面是严格要求自己“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至最高”
(批语中许多处论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又了解到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应将自己视为普通一员。
从1917年长信中的下一段话,可以进一步了解到毛还在学生时代,就是重视人民群众的智慧的:“天下之人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在《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毛当时对宋明理学是相当推崇的,有这样的记录:“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
;“阳明格物,思荀生之理”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人心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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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人的主观意志、精神的能动性是过分夸大了的。关于高扬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作用的问题,圣贤豪杰与普通群众的问题,以及变革世界的责任等等问题,我们相信在《心之力》一文中,必有更完整、更深刻的阐述。否则,唯心主义的老师必不会将这篇文章奖掖备至,打一百分。我们也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就哲学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同时更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在当时运用辩证法的高度水平。也许我们还可以作这样一个类比:《心之力》正好像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时写的“博士论文”一样,虽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已经在文中以一种纯熟的方式应用着辩证法了。
从所有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学生时就对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终身不衰。原书第八章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他批道:“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在这1200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