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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正人君子的神态，但不管他表面上怎样，还是无法掩饰得住内心里那股子自鸣得意，款款地从芙蓉身旁擦肩而过。

“哎，哎，哎。你还没回答嫂子的问话呢，怎么一扭身就走了？”芙蓉没话找话，冲着牛连欣的后背，对牛连欣一个劲地纠缠不休，磨叨着说，“谁一天到头没大没小，没正经的了？今日你得给我把话先说清楚，不然，我是不会饶过你的。”

那年头，虽说社员们在生产队里是上工一窝蜂，干活打糊弄，工效很不景气，但一天到晚生产队那活路倒还抓得生紧生紧。白天不停歇地要干一整天不消说，晚上还常不常还要下地加几个钟头的夜班。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快到收秋、种麦子的大忙季节了，生产队尽量把一些可以提前干的农活分散开来，往前赶，于是天天晚上都加夜班往地里运粪。生产队干运粪这活儿，因为人多，架子车少，不够用，所以就得有一些男、女劳力，担担、肩挑或者两个人搭伴儿用笼抬着把粪往地里运送。每天晚上生产队都派专人在地里统计每个加班人所运粪的趟数，以此来给他们计工分。牛连欣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自然这统计趟数既省力又有实权的工作是非他莫属了。每天晚上，社员们加班运粪的时候，都是他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和钢笔，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坐在地里的粪堆旁边，给往地里运粪的人计趟数。尽管当时的劳动日价值低得可怜，一个劳动日（十分工）到年终决算、分红的时候狠狠只能分人一角多钱，甚或连一盒很不体面的“宝成牌”纸烟都买不下，但社员们还是把这工分看得很重很重的，常不常为了晚上加班能多挣那么一分二分工而斤斤计较，像挣命一样地在运粪的路上往返疯跑，总希图自己能比别人一个夜班能多运上那么一两趟，多挣那么一厘半分工。

郝芙蓉这人是吃不消与人这样凭强力硬拼硬碰的，她既想多挣工分，又不想比别人多出力下苦，自然每次加班往地里运粪的趟数老没别人多，但还总要没完没了地纠缠说计趟数的人给她把那趟数计错了，图谋从中投机取巧，多赖得一两趟，可是这事又往往弄巧成拙，被人识破，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以致落个很不好的名声。

有一天晚上，加夜班的社员群众又在往地里运粪，经过两个半钟头的激烈奋战，一个个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似乎浑身的骨头都快要散架了，巴不得队长能够让他们早点儿散工，回家睡觉。就在这时候，主管此项活路的副队长牛连欣善解人意，恰到好处地发话说：“一人最后再往地里运一趟，然后大家散工回家。”他这话刚一说出口，所有运粪的社员群众立马就像上足了发条，你追我赶，抢着完成他那最后一趟的任务，一眨眼工夫，加夜班往地里运粪的人基本上就都再挑了一回，完事回去了。

牛连欣这时候也起身把自己往地里来所拿的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打算要往回走。这时候却见郝芙蓉一个人挑着粪担子，才像喝醉了酒似的，左摇右摆，踉踉跄跄，往地里运送她那最后一趟的粪来了。她边走还边不停地呻唤着：“哎哟，哎哟妈呀，把人乏死了。”“快点儿，快点儿！没见过你这人，干活儿老是落在人后边，也不知道心里着急不着急？”牛连欣一见她就没好气的数落起来。“谁说人家不着急啦？可是光着急顶什么用？人乏得实在走不动了，能有啥办法？”芙蓉嘟嘟囔囔，十分委屈地说。“你乏？走不动了？你说，加夜班的人他们哪一个能不乏？哪一个又都像你这样拖拖拉拉？你也不看看这人家都回去完了，深更半夜的，地里剩下你一个人，就不怕狼来把你叼去吃了？”牛连欣急着要回去，一个劲地催促郝芙蓉，要她动作放快一点儿。“看你这人把话一下子把话说得狠毒的。人家乏得实在走不动了才落在后边，你还以为是谁愿意这样？世上这人谁像你，使唤起社员来比旧社会的地主使唤伙计还狠。地里没狼则可，到时候要是真的来个狼，那能有什么办法？也就只好让人家狼大口大口地吃呗。我看，狼要是真的把我给一下吃了，那也就给有些人把眼睛里的刺拔了，好让像你这样的人称心，省得一天见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眼黑。”郝芙蓉说着这番发牢骚的话，一边往地里的粪堆上倒粪，一边趁势身子一倾斜，就往连欣的身上轻轻地蹭了一下，“你也别看，咱俩其实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俩蚂蚱，只要跑不了我，那也就别想跑得了你。”“你这人呀，叫我说你什么才好呢？你要是真的实在跑不动，撵不上别人，那干脆就少运上一半趟不就得了？大不了少挣点儿工分嘛，怕啥的？那也总比把人绊缠住，吃不消要强得多——你放快点儿，人家还等着回去睡觉呢！”牛连欣还是不住的催促着郝芙蓉，只是口气比刚才显得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