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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钓到了鱼？”

“好有祭奠之物呀！”

“现在就去吧！”

“不！”于而龙晃晃头，口气倒是和缓的，但那执拗的性格一下子听出来了：“本来是个愉快的早晨，干嘛生拉硬拽弄得大家不舒畅，这多年，也许你不大记得我的臭毛病了。”

王惠平哪能忘记游击队长说一不二的性格，况且他有求于这个快上台的人物，当风向刮得有利于这位一蹶不振的人物时，就不宜太拂逆了。他回头嘱咐司机改道驶往柳墩，然后说：“白打了保票啦！”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纬宇叔前些日子就来了电话，要我把你照料好，我还说，请谢医生尽管放心，我们县委的谜园招待所，还是住过高级首长的。”

于而龙不由得一怔，他可真关心哪，这个王纬宇！

“纬宇叔再三讲，支队长这回回乡，一定要吃好玩好休息好，那成什么问题，我拍胸脯给纬宇叔作了保证……”

一口一声纬宇叔，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和刺耳啊！

啊，于而龙突然间发现，眼前胖胖的县委副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瘦瘦的支队事务长了，这大约还是民主抗日政权刚刚在石湖建立起来的时候。

游击队长正火冒三丈，厉声训斥着站在他面前的事务长，大吵大嚷要关他的禁闭。

那是石湖支队相当鼎盛的时期，三王庄成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大久保轻易不敢来骚扰了；湖西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大牌子，高高地挂在那芦花曾经悬梁上吊的大门口，着实威武。再也比不上看着自己亲手打出来的江山，更觉得自豪和骄傲的了。在敌人心腹地带建立一小块根据地，尽管是巴掌大那么一块，也是不容易，经过好几次反复易手，才巩固了下来。

“你以为还是在家当老百姓，在县城念你的高中，可以随随便便，吊儿郎当吗？咱们是革命队伍，不是麻皮阿六那帮土匪，执行上级命令，不许打折扣，尤其不准许自作主张。”

莫名其妙的王惠平一声不吭地站着，对付发脾气的支队长，最妙的办法，莫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起初以为支队长找他，又要查问粮秣数字，心里本来就揣着个兔子，先就有点胆怯；劈头一阵闷棍，打得他蒙头转向。他左思右想，虽然找不到什么有漏洞的环节，但他仍旧忐忑，支队长是决不会放空炮的。

“说话呀！为什么不开腔啦！”

他继续保持沉默，支队长的口气已经由责骂到讽刺，这就表明，阵头雨快过去了，很快就要出太阳，心平气和下来，一场磨难该结束了。

“用不着装出孬包样子，一副可怜相。呸！还掉金豆，快别现世啦！你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算看透。”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新名词的癖好，一有机会就搬用。于而龙朝高门楼啐了一口：“我不是八十岁的老奶奶，又聋又瞎，你当我把话说过去，就扔脑勺后边忘了？告诉你，知识分子，支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他猛地喊了声：“王惠平——”

“有！”他吓一跳，赶快答应着。

“听我口令！”

“是！”他赶紧按《步兵操典》的要求立正等待着。

于而龙连续发令，让他做着稍息、立正；立正、稍息的动作，王惠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单独对他进行操练。最后，喊了一声稍息，继续教训：“看明白没有？有的命令是不一定写在纸上的，你敢马马虎虎不执行吗？”说罢，他笑了，这个怪人啊……

王惠平以为雨过天晴，那笑声表明了这一点，便斗胆地冒出一句辩白的话，谁知他又在点燃了炮仗捻子。“支队长，我不清楚犯下啥根本性的错误？”

于而龙差点没气炸了肺，说了个口吐鲜血，直当苋菜水，不清楚吗？我会让你清楚的，啪，他把屋里那一小口袋山芋干，扔到他脚下。“背着它到禁闭室去，好好清楚清楚去！”

一会儿，通讯员长生回来向他反映：“报告支队长！”

于而龙还在盛怒之中：“什么事？”

那时候人们并不那么唯唯诺诺，长生站直了回答：“支队长，你大概冤屈了事务长！”

“滚蛋——”

“是。”

于而龙就是这样：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特别觉察到错怪别人的时候，他会马上赔礼道歉；所以挨训者还耿耿于怀，他倒跑过来，向你敬礼，向你认错，拍拍你的肩膀，说不定开个玩笑，刚才他下的那阵鸡蛋大的冰雹，早化得无影无踪。

“回来！”他叫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