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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不定。因为徐朱早年时代的作品，或乞助西洋或不脱旧诗词的羁束，哪能有白采这样壁立万仞，一空倚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大手笔与非凡的气魄呢？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恐怕大半是真实的事迹，至于飘泊到一个山明水秀，世外桃源般山村，遇见一个慈祥且有学问的村长，恐怕是虚构的了。诗的思想是尼采式的，朱自清批评得很好，他说白采是“献身于生的尊严而不妥协的没落下去”。尼采的理想“超人”，是比现代人更强壮，更聪慧，更有能力措置世界万事，使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呈现庄严璀璨之壮观。好像只有超人才有生存于这世界的权利，我们这群庸庸碌碌的酒囊饭袋，只配做超人的垫足石罢了。

尤其那些衰弱有病的，更没有生存的资格。诗人因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疾，生理心理均呈病态，遂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那女郎的爱，并劝女郎找武士一般壮硕的人结婚，好改良我们这积弱的民族，正是尼采超人思想。而且宁愿牺牲自己为中国下一代种族着想，思想之正大光明，也真教人起敬起爱。

身体健康才会快乐，身体不健康一切无从谈起。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九节 目标适中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堪称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后来流行的、也为作者所追认的所谓”批判科学至上主义“主题说，至多只是剧本的浅层意义；在剧本初演之日所写的《代跋之一》里的说明，应该是更接近于创作的初衷的：剧作家要把剧本的主人公写成“悲剧的英雄”。这就是说，在剧作家看来，知识分子要求专心致志为人类研究科学，原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愿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这一愿望，正是“*自由”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责任于必要标志，然而，中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却扼杀了知识分子这一起码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就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现在，当他们认准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科学，全人类全世界的将来需要科学时，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头扑到科学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时，就沉稳、坚毅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中：这就是剧本所描写的俞实夫。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爱国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的献身精神，坚忍、执着的性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宽容、谦和的气度，具有一种令人感佩而亲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美。这个人物身上的弱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的，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的那不晓人世艰难的理想主义，那不通世故的天真，那股唐&#8226；吉珂德式的劲头，是让人既感动又不能不发笑的，笑完了还会涌上一点儿苦味儿。剧作家在俞实夫这个“悲剧中的英雄”周围，特意设置了赵安涛、秦正谊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显然为了追求思想、性格、艺术上的衬托、对比效果。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大胆的，这是夏衍继《上海屋檐下》之后又一次艺术的冒险：不是把时间、空间浓缩，而是着意地拉长、扩大，在五幕剧的有限容量内放下十年间的政治风云；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八一三”上海战争，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到1942年春抗战转折关头；并且正面展现“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舞台与戏剧舞台的大转移。时间、空间跨度的扩大，表明了剧作家对开视野、表现大时代背景、“将抗战中各阶层人民的苦乐一一泼在纸上”的史诗性的追求。但他始终关注的，不是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历史大风暴所激起的人物情感的风暴，是受着历史发展的外在逻辑制约、影响的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所倾心的不仅是人物心理刻画的历史深度，而且还追求艺术表现的简洁、含蓄与准确。比如寿美子受辱的那场戏，表面上仅仅是不懂事的孩子之间司空见惯的争吵，却以无比粗野、也无比尖锐的形式触到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俞实夫和他的日本籍夫人静子感情的痛处，拨动乐那根最敏感的、战幕揭开那一天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