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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可是，不久后，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所在的小岛陆续从新加坡逃来约一二百难民。其中有侨领和富商，也有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因此，引起了昭南岛（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军的注意，并于1942年4月间命令李玉荣、王铁汉前来“邀请”一些侨领回昭南岛去，而被“邀”回去的李振殿、刘武丹、周炳炎、颜世芳等4人，都被拘禁在警察署，遭刑审毒打，折磨了40天后才被保释出来。由此一来，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意识到应尽快离开，否则凶多吉少，并决意到苏门答腊大陆去。他们6个人仍是分两批，去苏门答腊西部的帕干巴鲁。郁达夫和王纪元是第一批，乘坐由陈仲培代雇的船前往，作开路先锋，约定到达后再通知胡愈之等4人前去。不料，王纪元在中途生病，暂留在一个小市镇上（两星期病愈后，才赶去），只好由郁达夫一个人跟着一位商人坐了小船继续前进。经过三昼夜的航行，郁达夫于4月下旬到达帕干巴鲁。到了帕干巴鲁后，郁达夫拜会了当地的侨长，但受到冷遇，只好立即搭乘公共汽车前往巴爷公务。在前往巴爷公务途中，发生了一件很意外的事情。有一辆日本军车，突然堵住郁达夫搭乘的公共汽车。接着，从军车上跳下几个日本军官，用日语叫嚷着。公共汽车上的大都是印尼人，以为日军要他们乘坐他们的汽车，非常恐慌，纷纷离车逃走。但郁达夫听得懂日本话，知道他们打听去帕干巴鲁的路程。他就用日本话答复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听到郁达夫用流利的日语作了明确回答，非常高兴，举手敬礼道谢后，就开车走了。由此一来，全车的印尼人，以为这个穿着蓝布的工人服装的他，竞会讲日本话，一语打发走了日本军官，且受日军尊敬，便断定他一定是日本间谍。到达巴爷公务后，司机很客气地将郁达夫送进一家广东华侨开设的海天旅馆，并偷偷对旅馆主人说他是日本间谍。当郁达夫在旅客登记薄上写上“赵廉”的名字以后，便很快在人口只有万余人的巴爷公务，盛传着有一个名叫赵廉的日本间谍，冒充华人，来到巴爷公务调查华人情况。于是，郁达夫一时处境颇为困难。当他去拜访侨领时被敬而远之，一般华人更是一见到他便立即躲开。但他却不知道此中原因，反而以为那里的华侨缺乏同情心，不肯帮助他。有一天，郁达失拜访当地侨长蔡承达，托他代找一个屋子。他来到时，刚好有一个从武吉丁宜（巴爷公务当时还没有驻扎日军，只是30余公里外的武吉丁宜有日本机关和宪兵部队）来的日本宪兵在那里交涉事情。蔡承达听不懂日本话，就要郁达夫做临时翻译。于是，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便知道巴爷公务有一个华侨赵廉精通日语。从此之后，郁达夫的处境便愈来愈艰难了。

郁达夫被那位日本宪兵发现精通日语后不久，武吉丁宜宪兵分队长便亲自来到巴爷公务，要带他去宪兵部充任通译。因为当时苏岛日军和宪兵部没有人懂当地语言，急需郁达夫这样的人做译员。面对这突然而来的情况，郁达夫显得并不慌张，以冷静的态度表示自己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事务丢弃。但是那宪兵队长却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这时郁达夫知道不管怎么说也是无用的了，否则会马上没有命的。因而，他只好被那宪兵队长带去武吉丁宜。进了宪兵部这一魔窟后，郁达夫装作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不懂与政治有关的事，只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收受宪兵部的薪金。在被迫担任通译后，他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努力保存自己，不做有利于侵略者而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事情。当时，日本宪兵经常抓到有嫌疑的印尼人来审问。因为宪兵完全不懂马来话，审问时都要郁达夫作翻译。他便把印尼人所供的罪证减轻，因此使不少被捕的印尼人获得释放。有时，他获悉有华侨被暗探告密后，就立即通知当事人注意。发现有被拘禁的华侨时，他更是暗中营救他们出来。所以，在他开始任通译的二三个月内，没有一个华侨遭受宪兵杀害。郁达夫当时利用自己任通译的方便，暗中保护爱国华侨的做法是大胆而又巧妙的。譬如，据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说，当郁达夫进宪兵部不久，就有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本宪兵部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武吉丁宜宪兵队请求协助。他们不懂日语，郁达夫翻译时故意添上了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宪兵就把他们痛骂一顿，遣送回去。临走时，郁达夫对他们说：“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他们这伙汉奸败类以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只好连声答应着“是，是”，垂头丧气地走了。又如，郁达夫还经常劝说当地的华侨不要闹宗派，不要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