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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

在黎川失守后不久，令三军团从福建泰宁向洵口（黎川东北）前进。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而消灭之（三个团缺一个营）。这个营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领导者李德〔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