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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裴文中，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不过，日本人不但没有减轻对裴文中这个无业游民的“关照”，反而对他格外“重视”起来。他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有日本特务对他暗中盯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双双像枪口样的眼睛“瞄”着他。此外，一顶“重庆派来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帽子，也像一座小山似的扣在他的头上；几乎每时每刻，日本人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理由来折磨他，刁难他。而且生存问题，也成了这一时期他最大的问题。

为了养家糊口，裴文中只好放弃自己多年从事的考古事业，去北平师范大学地质系当起了“教书匠”。裴文中在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他一个月的工资却只能买回２０公斤玉米面。他一家七口人，两个大人五个孩子，靠２０公斤玉米面怎么过日子？没有办法，他和夫人只有去买更廉价的混合面吃。所谓混合面，就是掺有麻袋毛、玉米皮和沙子的杂面，这种杂面连今天的猪饲料都不如。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四亿人中就有三亿半中国人吃的都是这种面！

到了后来，随着物价的飞涨，全家人连这种面也吃不起了，裴文中只好过起了“君子常当当”的生活。他先是当衣服———冬天当夏天的，夏天当冬天的，后来，连家中一件像样的会客衣也当了。于是，本来就不修边幅的裴文中，变得就愈加的“衣冠不整”了。家，眼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红木圆桌卖了，祖传手镯卖了，连抽屉上的拉环都被卸下来换成了黑窝窝头。然而裴文中一家人的肚子，却依然瘪得像鼓皮。

为了能多挣点钱，裴文中又东挪西借，凑了八块银洋，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白天去师大教书，晚上与人合伙出去为一些商家老板接电话、送药、打听消息、运送货物，即使寒冬腊月，也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然而，即使活得如此辛苦，裴文中也坚持要活下去。他知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在战火弥漫、混乱不堪的年代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最高的成就！因此，即使再累、再苦、再饿，他每天也要坚持钻研考古方面的书籍，心里始终惦记着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沉沉浮浮。他相信，周口店总有一天会再度辉煌起来，“北京人”化石也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

但贼心不死的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北京人”的追逐。

据裴文中回忆，就在１９４２年的８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位日本地质学家要找他谈话。当他如约来到饭店时，那位日本地质学家显得彬彬有礼的样子，几句闲谈之后，便对他说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教授不日要来北京，准备成立一个‘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发掘‘北京人’，准备请你一起参加。”心里有数的裴文中只点了点头，却不作半句回答。

几天之后，高井冬二带着一名日本宪兵，突然来到裴文中家。一见面，高井冬二便对裴文中说：“我与长谷部言人刚刚来到北平。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准备继续在周口店开展发掘研究工作，希望你能同我们好好合作一下。”

裴文中说：“依我现在的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高井冬二问道。

裴文中说：“不为什么，只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高井冬二沉默片刻，说：“当然，裴文中先生，你有选择的自由。不过，周口店的事情我们日本大帝国很重视呀。明白吗？很重视呀！你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多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想，裴先生是个聪明人，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说完，高井冬二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忽然又转身问道：“裴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请便。”

“‘北京人’的下落，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早就说过了，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好！”

高井冬二不再追问什么，转身离开了裴文中家。

两天后，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带着几个日本兵，领着裴文中（也有人说是押着裴文中）专程来到周口店的龙骨山。面对满目荒凉、一片萧条的龙骨山，回想着当年周口店轰轰烈烈的发掘情景，裴文中心如刀绞，感慨万千。他知道，科学只有在善良的人的手中，才是科学；在丑恶的人手中，只能变成罪恶。所以他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所有提问，一概以“不知道”作答，搞得两位日本“人类学家”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