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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长沙王的结局最为悲惨。

祸胎依然是李含。

他领着关中军无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阳传来消息，仇人皇甫商不仅没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为长沙王的参军。李含费尽心机，到头来枉作小人，还替他人做了嫁衣，气得差点发疯。

长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逻辑的。皇甫世家在关中盘根错节，皇甫商的兄长皇甫重还担任着秦州刺史，这些都是用来牵制河间王的重要砝码。

李含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计划先铲除皇甫重，李含对河间王说：“皇甫商被司马乂所信任，皇甫重终归不为我用，这是一大隐患，必须除去。”为此，李含设计了一个调虎离山的陷阱：先由河间王上表朝廷将皇甫重调离秦州，到洛阳做京官，皇甫重进京赴任，途中必经长安，河间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将其擒获。

这个计划很周全，无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间王的奏章刚到，随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赶赴秦州通风报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辈，得悉阴谋岂能忍气吞声？他的反应迅速并且剧烈。几天后，洛阳尚书台收到了来自秦州的露檄（注：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于征战的公告），内容是检举关中都督河间王司马颙任用李含这种奸佞，将要在关中作乱，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奸情，将率领秦州六郡将士为国除害，铲除李含。

这种擅自兴兵的行为当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赞许，而且长沙王此刻并没有下定决心要与河间王翻脸，但是秦州山高皇帝远，皇甫重一意孤行长沙王也是鞭长莫及。为求息事宁人，长沙王让惠帝派出专使，到关中劝皇甫重罢兵。

等使者带着诏书、节杖，风尘仆仆抵达秦州，为时已晚，双方军队摆开阵型酣战正欢。原来秦州六郡内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辖下的陇西太守韩稚与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间王乘虚而入，下令韩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纠合秦州凉州四个郡的郡兵，进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与金城麹氏是当地两大豪强大户，秦凉两州有一首民谣形容这两户的富足强盛：“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这一仗表面上是河间王在利用关西诸豪强之间的矛盾来对付皇甫重，实质是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乱世将起，想浑水摸鱼趁机扩充势力范围。这一仗旷日持久，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败被杀告终。那时李含、皇甫商两个始作俑者已经死去，长沙王已经死去，河间王也离死不远。在此役中获胜的韩稚、游楷也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势，数年之后，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这又是个同族鹬蚌相争，结果被异族捡漏得利的大败局。

使者劝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阳。长沙王见地方势力如此跋扈，视中央权威如无物，又气又无奈。生完了闷气，长沙王觉得李含这人留在关中实在是个祸害，就让惠帝任命他为河南尹，调到洛阳任职。

河南尹负责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数兵权的重要职务，长沙王此举也含有笼络的意思。谁曾想李含这人实在鬼蜮，他是带着阴谋而来的。到洛阳后，李含多方积极走动，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继续说动长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说起来惊心动魄，李含要谋杀长沙王。

李含一到洛阳，皇甫商就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很快皇甫商就发现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间王的党羽之一、侍中冯荪又来游说长沙王召还皇甫重，等冯荪走后，皇甫商向长沙王报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迹和阴谋，接着他对长沙王说：“河间王的全部奏折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祸乱将至。此前河间王的借刀杀人之计，也是李含提议的阴谋。”

当初河间王借刀杀人的痕迹如此明显，长沙王顾全大局所以佯装不知，但他没想到忍辱负重的后果，竟然是招来变本加厉的谋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长沙王新仇旧恨一起算，在洛阳范围内清肃河间王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