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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说，第23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7师团在诺门罕，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7师团变成了第23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门罕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门罕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作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相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23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2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23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1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门罕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