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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穷山恶水，陪同那里的拜占庭皇帝一起检阅帝国军队。这是极力想让蒙古人相信，帝国根本不值得他们武力夺取，或就算进攻的话，帝国军队也是有备无患。

事实上，蒙古人决定暂不发起进攻还有别的原因：安纳托利亚和欧洲都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别的地方还有更鲜美的肥肉。在13世纪末中国被完全征服之前，远征军的主力一直都在那里。当时蒙古帝国已经以“元”为名号，并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这里成了蒙古人的新首都，以炫耀征服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之间所有地域的辉煌成就。自那时起，这座新城便获得了延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同样受到重视。新可汗蒙哥将蒙古大军瞄准在伊斯兰世界的珍珠财宝上。大军一路西征，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258年，他们攻到了巴格达城下，稍加围攻后便彻底攻陷。他们扫荡着这座城市，“如同饥鹰捕鸽、饿狼逐羊”，一位作者在此后不久写道，城中的平民像玩具一样被拖着穿过大街小巷，“人人都成了玩弄的对象”。哈里发穆斯塔西姆（al…Musta？？im）被蒙古大军生擒，全身裹着破布被乱马踩死。此时的情景充分说明，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

征服行动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和无穷的财富。据高加索地区蒙古同盟军中的某人记载，胜利者被“掩埋在黄金、白银、宝石、珍珠、绸缎、衣物、金盘和银罐当中，因为他们只抢夺这两种最贵的金属，只抢夺宝石和珍珠，只抢夺绸缎和衣服”。对纺织品的掠取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当过去匈奴人如日中天的时候，丝绸和奢侈品就在部落权力等级划分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被极为珍视。蒙古人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对贡品有特殊的要求，一定要是金线织品、紫色薄纱、珍贵衣料或丝绸；偶尔还规定，贡品可以用披挂着绸缎、金丝和珍贵宝石的牲畜来替代。进贡的“金、银和棉织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位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将这些要求列成单子，发现制定者“既苛刻又见多识广”。

人们还未从巴格达陷落的消息中缓过神，蒙古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欧洲。1259年，他们进入波兰，夺取了克拉科夫（Kraków），然后派人出使巴黎，要求法兰西投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从巴格达向西挺近，直取叙利亚并进入巴勒斯坦。这一举动给居住在东方的拉丁人带来巨大的恐慌——1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圣城的地位已经靠着十字军得到了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后来的路易九世已经基本上将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手中。没人相信安条克、阿卡和其他城市会存在任何危机，直到蒙古人的出现。

而且这场危机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在埃及得势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及的新君主与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正如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最后被他那些从草原上招募的突厥雇佣兵击败一样，同样的命运也于1250年降临到开罗的哈里发身上。埃及的新君主名叫马穆鲁克（Mamlūk），他的祖先原是黑海以北的游牧部落，后来被当作奴隶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港口交易到埃及军队中服役。这支奴隶军中也包括一些蒙古人，以及一些所谓的“新来的人”（wāfidīyah），即在草原常见的内部混战中战败、为寻求避难最终来到开罗服役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被人看作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骑士时代和罗马教皇掌权的时代，但如果和远东的巨大战役相比，则所有的这些都基本上只能算是串场表演。蒙古人差点就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统治的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也已是门户大开，但令人吃惊的是，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欧洲已经算不上最大的猎物。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霸主之战，而是一场基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上的胜利。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蒙古人的进攻深感恐慌。他们先是放弃了十字军的掌上明珠安条克，同时阿卡的守军也在权衡之下与蒙古人达成了妥协。他们近乎绝望地向英格兰和法兰西乞求军事援助。但是最终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

过去六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