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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拆卸的家具，也用塑料布五花大绑地缠好。衣服一件件挂在专用纸质衣柜箱里，整整装了十二箱。牛晓东到底是没有完全长成，老王一次背三个箱子，牛晓东只能背两个，两个身高不足一米六五的日本搬运工，更是背着小山一样的箱子，楼上楼下一溜儿小跑，边跑边对背上的家具嘟囔说：“对不起，打扰了！”

双层大卡车，东西放哪儿都有固定位置，并且根据客户家的特点提前设计好，日本人对工作的认真和一丝不苟就体现在这辆卡车里。老王爱笑，没事儿总笑嘻嘻的，很少看到他有发愁的时候，他不修边幅胡子拉碴，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

“老王，今天的活儿，半天能完吗？”牛晓东和老王两人抬一个大书柜下楼。

“我看够呛！怎么，你还想上课呀？”老王说。

“是啊！”牛晓东说。

“上课也没人给你钱，快干活吧，注意墙角，慢点儿！”

十月份天气已经开始凉快了，两人却都干得大汗淋漓。大书柜要靠边儿放在卡车下层，用两端拴在箱壁把手上的皮带固定住，固定好书柜，两人又小跑着上楼，老王的跑姿十分特别，后脚跟不离地，拖拉拖拉地有点儿像竞走，一直小跑到大门口。

“脱鞋，牛晓东。”老王说。

“不用脱了吧？主人也不在家。”

“不行！公司有规定，让那两个日本人看见可不行。”

“好，我脱，我脱。”

房子搬空后，他们又开始清扫工作，把空荡荡的主人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主人不要的东西要搬到垃圾站扔掉，老王有很多东西就是这么得来的。中午休息，搬家车开到路边一个便利店门前停下，四个人进去买午饭，两个日本人买的便当，在便利店的微波炉里热了一下，老王和牛晓东每人买了两个饭团。日本人进车里吃，老王和牛晓东坐在便利店门前的塑料椅上吃，包裹着一层紫菜的饭团，中间夹着少许鱼肉，比盒饭要便宜。

“老王，你签证不是快到期了吗？到期怎么办？”牛晓东问。

“到期也不延了。”

“不延？黑下来呀？”

“黑就黑呗！我都延了一次，再延不可能了。”

“喝一口吗？这东西解乏。”老王像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摸出一个小塑料瓶。

“你自己喝吧，黑下来怎么办？”

“怕什么？我上过山下过乡，什么苦没吃过？就是黑下来不好打工。”

“上山下乡？老王，你到底多大呀？”

“我嘛！三十郎当岁儿，四十刚出头儿。”

“我看你像五十。”

“我有那么老吗？唉，都是这两年打工累的。”

“老王，你说你在国内当过老师？我看怎么不像呐？”

“不像吗？遥想当年，我也是站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你不知道，我抗上，跟领导关系不好，领导也看不上我，干了一仗就跑日本来了，这儿多好，没人管着我。”老王伸手比划一下，一仰脖又喝了一口酒。

“那嫂子同意你来啊？”

“同意，再说我也不是来玩儿的，我得赚钱养家。”

“这胳膊上是什么啊？怎么白花花的？”牛晓东一边搓胳膊一边说。

“是什么？那是你身上的盐！搓下来炒盘菜都够了。”老王笑着说。

“真的吗？”

“要是六、七月份，那盐更多，现在天气都凉快了呐！”

老王看牛晓东就像看自己的弟弟，甚至像看自己的孩子。牛晓东还没上大学，倒先念社会劳动大学了。

车开到新家，女主人已经等在那儿了。在中国，搬家公司把东西送到地方，大箱小箱往屋里一堆就算完事儿，日本不行，还要一件件归位，家具要放到指定位置，床重新安装好，衣服一件件挂好，盘子也几乎原封不动原来放哪儿现在还放哪儿。这次搬家，总费用在八万日元左右，对于月收入四、五十万日元的男主人来说不算太贵，如果是因为工作关系搬家，男主人的公司要负担全部费用。

晚上，牛晓东疲惫不堪地走下电车，骑上自行车，像夜游神一样迷迷糊糊往家走，拐入一条僻静小巷，路边有一小片萝卜地，牛晓东停下自行车，前后瞅瞅，伸手拔出一根大白萝卜，“咔咔”在地上磕了磕泥，随手扔进车筐里。日本电视经常有介绍各地应季物产的节目，通常是主持人来到农家地，现场拔下一根萝卜，或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洗都不洗张嘴就吃，吃完还表情夸张地大叫：“欧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