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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伦轻轻地压住了。

蕾蓉偏过头，不解地看着他。

“主任。”高大伦低声说，“还记得埃尼尔案么？”

埃尼尔案是2006年国际法医年会上通报的一起案件：当年4月初，有个恐怖分子将一枚炸弹塞进一具尸体的胸腔，把尸体扔在富尔维耶尔山丘下面的树林里，然后打电话报警。正值里昂国际博览会要召开之际，警方如临大敌，迅速将尸体送到里昂医学院法医实验室，著名法医埃尼尔·斯科特手持解剖刀习惯性地要在尸体上切开一个Y字口的时候，触发了引线，结果把半个实验室都炸飞上了天。

于是，当年的国际法医年会上，不仅与会者集体对埃尼尔·斯科特的不幸罹难致哀，而且制订了“检验无名尸体前必须排除藏有爆炸物、生化武器等恐怖危险物的可能”的“埃尼尔原则”。

这一点，蕾蓉怎么会不知道。眼下，这颗装在盒子里的头骨内部很可能嵌入了一枚炸弹，只要往上提一点，比如：五毫米，就有可能因为牵动了引信，轰隆一声巨响！

那么，两毫米如何？

蕾蓉的两个指尖轻轻向上一提，两毫米。

凭着在田纳西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师从比尔·巴斯博士锻炼出的本领——要知道那老头儿可是把一堆骨头放在黑箱子里让学生摸，然后根据学生对骨头的名称、密度、重量的判断是否准确，来决定其毕业论文分数的——蕾蓉估计：指尖挟起的重量在500克左右，这恰好是成人头骨的重量，如果里面加个炸弹，甚至于仅仅多搁了一枚鹌鹑蛋，都不应该是这么重，也就是说：头骨的纯粹度很高，中间没有任何夹心。

那么，就可以放心地将头骨从盒子里取出来了，蕾蓉这么想着，手一抬，那颗头骨就从包装盒里被稳稳地“提取”了出来，一瞬间，她清晰地听到了高大伦咽喉里传来的“咕噜”一声。

窗外，天色十分阴沉，好像用没涮干净的墩布墩过，连累得这验尸间里也晦暗不明。所以，中午蕾蓉来上班时就打开了头顶的白炽灯，现在是下午三点，每个人脖颈以上的部位都被灯光照得雪白，脖颈以下的躯干四肢则模模糊糊，看上去活像一堆从淤泥里生出的棉桃，诡异莫名，只有被解剖到一半的那具尸体除外，尽管他的胸腔和腹腔血淋淋地大开着，但神情格外安逸，仿佛在嘲笑那些站立着的活人们。

为了看得清楚，蕾蓉不得不把头骨端到了与自己视线平行的位置。

凝视着头骨那黑洞洞的巨大眼窝，有一种在和亡灵对话的错觉：你要说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凄恻到无话可说？隔着乳胶手套，我的掌心也能感觉到你冰冷的温度，看着你白森森的骨质、你被拔掉牙齿后显得异常阴森的上颌，我感到不寒而栗……作为一位法医，我勘验过无数可怖的头颅，有从口鼻里往外爬蛆虫的，有被野狗啃成血葫芦的，有在河水里泡得浮肿变形的，有凶手为了加速其毁坏而洒上白石灰的，但是，像你这样“干净”的头骨实在罕见，不要说眼睛、鼻子、耳朵、嘴唇、皮肤了，连毛发都没有留下一根，你被剔得如此彻底，简直可以直接拿去做标本。我知道，绝对不会是自然腐烂造就了你这副模样，大自然在吞噬有机体方面永远是拖泥带水的，这只能是某个魔鬼用刀子、钳子、锥子甚至勺子对你一点点削、拔、钻、挖的结果。当血淋淋的工具在你上面嘶啦嘶啦或咯吱咯吱地一点点剔除时，你还有一丝一毫的痛感吗？也许你的眼珠是最后被挖下的，你瞳仁中残存的光感可曾留下凶手那狰狞的影像？

凶手不会给你任何机会，他连你的牙齿也被拔了个干净，他不希望警方用任何方式查出你生前是安在谁的脖子上的。

剔骨者。

何以这样残忍？我始终不能理解。不错，我是法医，我的职业就是解析一个人对他同类到底能凶残到什么程度，但我还是不能理解……比如说，刮猪毛、剥鱼鳞、用牙签抠螺肉，把卤制鸭头上的眼睛挖出来吃掉，这些我都能接受，但是把这些做法施予一个同类，把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像对待牲畜、家禽、水产品甚至无机物一样尽情摧残，这需要怎样的心态才能做到啊？

何况做得如此彻底。

你黑洞洞的巨大眼窝，失去灵光的骨殖像深不见底的枯井，让凝视者眩晕和恐惧，仿佛井底注定要躺下个一模一样的我：其实，这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老高、小唐，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男女、不论美丑，不论胖瘦，不论高矮，归根结底都要变成一把骨头，只是使我们白骨化的应该是大自然，而不是一双充满罪恶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