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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方队，则显得有点特别，它就是安延公司自己。它为什么高兴呢？朱赤儿目前仍然是运作其生产经营的“暗渡陈仓”和资产转移的“金蝉脱壳”计划的关键时期：新的资金链已经建立起来了，青岛的百货公司与深圳的新公司对开承兑汇票的规模已经达到10亿多元，然而，这戏还是要演下去，而且还需要时间做缓冲，急不得。恰恰这时，王显耀死缠烂打追得紧，让他缠得实在不行了，他想出的招就是办理借新还旧贷款。他知道，以他的知名度，要办下来难度不小。如果真的办新了，日后存单是空的，银行也脱不了关系，这笔贷款也就不用还了；如果没有办妥贷款，用原来已经质押给他们银行的存单支取资金，是还贷款也好，还是还利息也好，抑或是用这笔钱拉存款也好，都是银行自己的事。还有一点，这笔钱还写了一个抵押承诺给北京的汽车公司，换回了不少整车散件，反正不是安延公司的钱了。一女许二夫，看他们日后为了争这笔钱是牛打死，还是马打死。

“但是，他们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就不要再来找我了；而我的贷款要还也就只限制在目前的抵押物上。否则，我就翻脸不认人了！”朱赤儿在心里盘算着。

看官：你看看，这是一步多危险的棋呀！难怪两年以后，湖贝支行的行长们都在拼命打退堂鼓，连晚上睡觉都盼望着“无官一身轻”的逍遥梦能叩开自己的脑际。

正是：

不知危险没危险，知道危险吓破胆；

斯文体面当白领，谁知下场惨不惨！（未完待续。。） 在行长室，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总行有关调整逾期贷款利率的意见。

原来，市民银行成立后，为了彰显业绩，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一直就高不就低。人民银行在利率政策上有个规定：逾期不还的贷款加息20％；超储积压产品、商品的贷款加息30％；挤占挪用的贷款加收50％。当时，正常贷款利率的月息为12‰，金融服务社的老贷款一般都是逾期贷款，同时，由于金融服务社灵活的机制，有很多变通手段办一些不太符合产业政策的贷款，到了市民银行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讲当时做贷款时的客观情况，“就高”就可以变成挤占挪用贷款了。加上上面讲的原因：为了彰显业绩的需要，一律往高套，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下，帐面利润是出来了，但是应收未收利息这一块，也像一个怀了四个月婴儿的孕妇的肚子，日见日的看得到的隆起。这一隆起对谁都不要紧，只对原来想用它来彰显成绩的领导层来讲是一个问题，日子一久，应收利息每月以数千万规模增加，便很难向股东和社会交代。于是，不得不组织各支行开会，要把原来高算的利率减下来。

在湖贝支行，早在总行会计部门要求高算利率的时候，夏天就在支行中层以上会议上提出过，动辄对旧贷款加息50％计算的做法不妥。理由是：第一，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始终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深圳能以月息18‰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不多。若企业没有利润，拿什么来交息？第二，银行作为社会企业始终不能忘记做贷款时与企业的约定，逾期就逾期了。本来就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是其还不起的原因之一，银行自己再节外生枝，便很难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三，应收利息的增大，最终无法收回，日后银行还是要走核销的路，这将自取其烦。

当时，夏天发表完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正面响应，相反还在行长心中增加了对他与贷款户之间有什么猫腻的怀疑。后来。湖贝支行因为资金紧张，一方面让老贷款户花钱组织了700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一方面又继续高计他们的罚息。夏天觉得不合情理，再搞下去，势必失去企业支持。便写了个请示，与总行协调后。将十余家的旧贷款利率降低至12‰与15‰不等。

话说当日。在有总行何人友、冯老刀两个副行长参加的计划与信贷会议上，来了会计处、计划处、信贷处的处长，显见总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会议开始，各支行都对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提出了看法，其中讲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各支行的会计部门都说会计处要求高计利率。坐在一旁的会计处长鲁爱萍，听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

好不容易等待大家说完了。她急忙说：“会计处从来就没有要求往高套利率，逾期贷款怎么能加一个六厘呢？你们回去以后，对营业部主任说，逾期就是逾期。剩下的要怎么罚，没有计划信贷部门的通知是不可以加的。营业部坐在大厅里，怎么知道哪笔贷款是超储，哪笔贷款是挪用？真是乱弹琴！”

这鲁爱萍话中讲的理是这个理，但是各支行都说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