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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的潜艇。”米高扬给他递了一个提醒似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建造防务所需的潜艇。”

当我问到有关苏联水下发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发展情况时，赫鲁晓夫自称不知情。他说，“啊呀，那是一个我无法讨论的技术性问题。”尼克松夫人表示了惊讶：还有什么题目是这位一人统治的政府首脑所不能讨论的。米高扬再次给他的顶头上司解围说，“甚至赫鲁晓夫主席有许多事要处理而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来帮衬他的缘故。”

于是，我对他说，他发表了那些有关军事实力的装腔作势，故意吓人的讲话，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经过谈判签订持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节制这种做法，但不到十秒钟，又自食其言。他说，他拥有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反导弹体系倒是可能的。然后，他笑着提到一段在英国流行的有关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讽刺话。他说，悲观主义者说，只要要六枚炸弹就能把联合王国消灭掉，而乐观主义者说，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象一个体格强壮而无拳击艺术感的拳击家，坚定地守住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口头打击，也给别人以还击，从不放慢速度。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进行猛击、全面进击，曲臂挥拳向上一击，做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动作，以便得分，使我放松警惕，或者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论点的防线不奏效，他便试设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试设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