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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屋里却故意不给他开门，他就一直等在楼道里。谁在背后说了他什么，把他当成利用的对象，他说感觉人是很虚伪的。他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让我觉得如临大敌，我觉得他哭泣的感觉非常陌生，那种新鲜的、崇拜的感觉，一下子变得有些污浊，我想要安慰什么，可是说出口的只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含糊其辞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那通电话没有预兆，也没有后续。就像掉落在了时空的罅隙里。

2003年的圣诞节，我和小四、阿亮、清和和几个人去了新天地那边的一家麦当劳，他第一次说起成立一个工作室的构想。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没有多少钱，回去最晚不能超过地铁末班车的时间。有时候自己口袋里只有几块钱，如果错过了末班车，就要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让我打车回来，然后在路口接我，打车回来的时候，几乎都抱着愧疚的心理。

那时，我们在麦当劳里只点了饮料，慢慢地喝。他说起要做一本刊物的种种，他说要做一本高质量的图文混排的书，“只要好的设计再加上优秀的文章，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阅读上的享受，就肯定能做好”。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经验，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但是他却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即使是现在，他也常常自信满满地想出一些创意和选题，他仿佛有一种超前的意识，一些云里雾里的事情，他都看得特别地清晰。我们觉得，既然他那么了解，那么跟着他一定没有错。他的沉着和自信，将一些庞大得不着边际的困难都化解了。就这样，我们认认真真地决心要干一番了不起的事业出来。

那天在回去的地铁里，他一直沉默着，仿佛在思忖着事情，他的双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眼睛专注地盯着一个方向。那个时候的地铁比现在破败很多，地铁的两端是两个深不可测的黑色的洞口。我望向地铁驶来的方向，有黑色狭长的风从洞口里吹来，那里亮起隐约的光线，我回过头，是车灯还是什么，在他的眼睛里光泽熠熠。

生活无奇迹　3（1）

2004年我们就开始做《岛》杂志，起初我们是五个人，“island”中的字母“s”被我们替换成数字“5”，象征着我们五个人。

我们租了一套14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公寓房，当时我和和清和阿亮一间房，房间的面积相对大一些，有独立的卫生间。我们的房间乱七八糟，环境被小四嘲笑过很多次。但其实小四说话喜欢夸张，比如他说阿亮的床头“堆满了衣服，衣服堆积起来的高度把窗户都挡住了，在衣服之间还发现一个用过的方便面空盒，盒子里都发霉了”，其实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他曾经形容我们女生卫生间里的马桶常年堵塞，而且没有人去修理它，于是马桶里的液体变成了黑褐色，一日他掀开马桶发现里面竟然长出了蘑菇。这样的说辞也不是全然可信的。他这个人，无论说什么事情都喜欢极度地夸张，有点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

《岛》做到第五期的时候，清和出国了，变成只有四个人的局面，每个人负责一项工作，人手非常有限，时常日夜颠倒。我的工作是审稿，起初我看纸质投稿，后来看一个投稿邮箱，最后我同时看纸质投稿和两个投稿邮箱。

无数次，我提交给小四的初审被说成“一堆屎”“没有一篇好的”“质量太差”……他在工作上要求挑剔，不在乎给别人以打击，他像婴儿一般表达自己的不满，比如“没有一篇稿子是满意的”“这次的初审质量都非常差”“看了开头就不想看下去”，他直接对我说完这些，我便不知道接什么话比较好。按照正常逻辑，第一个反应应当是解释一下，因为我绝对不是抱着审“一堆屎”的心态来过初审的，可是，他将话说得太彻底，就仿佛堵死了一切看不见的后路，任凭解释什么，都带着不负责任的意味。所以我几乎是不解释的，直接接受就好了，说到底不就是审美差吗？

当时，即使觉得委屈，也还是轻易地否定了自己。虽然每次，我都希望所有的初审可以过终审，我希望作者的稿件可以得到认可。为此，我和作者们时刻地沟通联系，和他们交流审稿的意见以及修改的建议，可是，稿子还是被终审退稿了，被退稿就代表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我对作者说“稿件没有过终审，请继续努力”，说稿件好的人是我，通知稿件被终审退稿的人也是我，人或许就是必须做那么矛盾的事情，这让我觉得有些沮丧。

被否定了几次之后，我开始胆怯，觉得对审稿这样的工作无法胜任。那似乎是一个空中楼阁，它建在一个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的地方，我不知道什么